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前，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矛盾虽然早已存在，但仇恨尚未达到后来那般尖锐的程度。倘若当时以色列、埃及与约旦三国能够各自退让一步，在20世纪60年代共同推动巴勒斯坦建国，那么不仅后续的三次中东战争可以避免，巴以矛盾也不至于演变成延续至今的长期冲突。
然而，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分歧被包括苏联在内的外部势力人为放大，双方逐渐走向不死不休的局面。这种被刻意激化的仇恨，最终引发了第三次中东战争，并成为此后半个世纪巴以流血冲突的直接根源。
对以色列而言，苏伊士运河危机是其政治上的第一次挫败。尽管以色列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但国防军的强大不仅激起了阿拉伯国家的普遍敌意，更在美苏两国的压力下被迫从占领区撤军，导致以色列未能从这场危机中获得任何实质利益。危机结束后，为避免遭到阿拉伯国家的全面报复，以色列在外交上抛弃了不可靠的英法两国，全面倒向美国；在军事上则利用有限资源，对国防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与许多人印象中“犹太人富裕”的认知不同，五六十年代的以色列，国防预算相较阿拉伯国家并无明显优势。因此，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并非依靠装备堆砌，而是源于对军事指挥体系的改革与创新，这正是冷战时期以色列国防军能够全面压制阿拉伯国家的根本原因。
苏伊士运河危机后，以色列一方面建立了快速动员机制，确保包括预备役部队在内的80%潜在兵力能在战争爆发后48小时内完成部署；另一方面，对大量作战单位和特种部队进行精细化调整，提升突袭渗透与情报作战能力。为保障信息优势，以色列将大量经费投入以摩萨德为首的情报机构，这些机构虽无法直接改变战场局势，但在和平时期的活跃，能为以色列在战前创造巨大优势。例如，1966年叙利亚获得先进的米格-21战机时，摩萨德特工第一时间便获取了该战机的各项参数。此类事件不仅成为以色列协助美国对抗苏联的重要筹码，更是其在后续战争中快速取胜的根本保障。
制度革新让以色列国防军实现了“花小钱办大事”。在20世纪60年代，仅凭平庸装备，以色列便迅速成长为当时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军队之一。对于在夹缝中立国的犹太人而言，以色列并无主动发动对外战争的借口，而军事改革，正是他们日后赢得战争的核心底气。
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最重要诱因，是纳赛尔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获胜后产生的不切实际幻想，以及埃及内部尖锐的军政矛盾。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结局虽符合埃及利益，却暗藏隐患，埃及辉煌的外交胜利掩盖了战场上的溃败，使得危机结束后，纳赛尔凭借外交手腕在阿拉伯世界赢得了极高声望，同时也掩盖了其副手、埃及武装部队总司令兼国防部长阿卜杜勒·阿米尔的指挥失误。
纳赛尔虽被阿拉伯人视为不世出的伟人，但作为政变上尉出身的军官，他本身是埃及旧军队成员，支持者也多为旧军队军官。因此，苏伊士运河危机后，他未追究阿米尔的责任，阿米尔也未向下追责中低级军官，最终导致埃及军队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即便在苏联帮助下完成了装备更新换代，实质战斗力却未得到任何提升。
纳赛尔与阿米尔都清楚这一问题，但直至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前，埃及军队制度落后的状况仍未改善，核心原因在于两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对纳赛尔而言，1956年后的目标是从阿拉伯世界的精神领袖转变为实际统治者：1958年撮合埃及与叙利亚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联盟失败后又主动介入也门局势，以维持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他在演讲中反复强调阿以矛盾，实则是通过渲染以色列的威胁，迫使其他阿拉伯国家因恐惧而靠拢埃及。
而阿米尔并不在意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其核心目标是完全控制埃及军队，以此为资本挑战纳赛尔的地位。在纳赛尔奔走于阿拉伯各国之际，阿米尔大肆提拔忠于自己的军官，使埃及军队逐渐向“私人武装”转变；同时在公开场合反对纳赛尔偏向防御的外交政策，宣称“出动军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案”。
或许有人会疑惑，阿米尔明知埃及军队战斗力薄弱，为何仍极力鼓吹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的错误经验让他认为，战败并非无法接受，主动出击后的战败可通过外交弥补，且只要军队行动，他便能在国内扩大影响力。这种想法本质上是极端冒险主义，而阿米尔最终也玩火自焚：第三次中东战争惨败仅三个月后，他便在审判来临前选择自杀。
但回溯战争爆发前，阿米尔并未意识到“玩火必自焚”，日复一日向纳赛尔灌输“战争解决问题”的理念。彼时因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解体而略显灰心的纳赛尔，对战争的态度也逐渐松动，开始以更强硬的姿态应对以色列。两人之间的分歧，逐渐演变为战争的导火索，而点燃这根导火索的，正是长期冷眼旁观埃以局势的苏联。
苏伊士运河危机结束后，为避免埃以再次爆发战争，联合国除勒令以色列退出埃及西奈半岛外，还将西奈半岛划为非军事区，并部署大批维和部队。联合国本意是调解矛盾，但在埃及人眼中，自家领土被划为非军事区，是对埃及主权的侵犯。
随着纳赛尔与阿米尔的分歧日益加剧，暗中观察埃以局势的苏联，决定借联合国驻军问题挑起矛盾。苏联的核心动机是通过渲染以色列的威胁，逼迫埃及进一步依赖自己，而其选择的手段竟是造谣。1967年4月，以色列为扩大定居点，在叙利亚方向挑起一系列小规模冲突；5月13日，苏联通知纳赛尔，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大规模向叙利亚边境集结。
尽管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已解体，叙利亚仍是埃及的盟友。纳赛尔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派人前往叙利亚求证；但当他将消息通报给阿米尔后，后者当即下令向西奈半岛增兵两个师。两天后，纳赛尔的亲信从叙利亚传回消息，证实苏联情报子虚乌有，但阿米尔已在前一天完成军事部署。
出于无奈，纳赛尔要求阿米尔即便不撤军，也需通报西奈半岛的联合国驻军，并与其和平共处。但阿米尔再次违抗命令，在通报联合国驻军的英文文件中动手脚，要求维和部队完全撤离西奈半岛，他一意孤行的目的是想在以色列退让后，将“逼退以色列”的声望全部揽到自己头上。
此时以色列仍未决定以战争应对埃及的威胁，为进一步刺激以色列，阿米尔做出了引爆战争的关键决定：封闭以色列唯一的红海出海口，蒂朗海峡。对蒂朗海峡的封锁，是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而解除海峡封锁，也是以色列最初唯一的战争目的。
对以色列而言，其90%的能源进口都需经蒂朗海峡进入亚喀巴湾，再从南部港口埃拉特运往国内各地。封闭蒂朗海峡，等同于直接掐住以色列的“经济命脉”。早在1957年，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长梅厄夫人便公开表示：“任何封锁蒂朗海峡的行为，都等同于对以色列宣战。”
即便以色列放出狠话，埃及仍怀疑其战争决心：阿米尔铁了心要通过封锁海峡升级局势，纳赛尔也想复制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外交成功。但这次埃及人打错了算盘，被逼至绝境的以色列，在两周内便做出开战决定并完成军事计划。唯一超出以色列预期的，是他们竟能如此彻底地赢得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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