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十二年秋，五丈原。
蜀军驻扎在渭水以北，天气转凉，粮道拉长。
诸葛亮病重，军中气氛开始发生变化。
将领仍在，但真正能裁断一切的人，正在离场。
几个月后，魏延身首异处。
执行斩杀命令的人，是马岱。
从表面看，这是一桩军纪事件。
但更奇怪的是，事情结束后，史书对马岱的记载突然中断。
一个官至平北将军、封陈仓侯的宿将，
为什么在关键事件后，从史书中“消失”了？
这只是史料残缺，
还是当时权力结构下的必然结果？
诸葛亮去世前后的权力空窗
建兴十二年八月，诸葛亮病重于五丈原。
蜀军远离本土，补给压力已显。
在病重期间，诸葛亮留下了明确的撤军部署：
由长史杨仪主导撤退，
魏延率本部负责殿后，掩护主力回撤。
从制度层面看，这一安排并无问题。
问题出在执行层。
魏延长期镇守汉中，
独立指挥十余年，
习惯自行决断。
而杨仪出身文官体系，
掌后勤、行军政，
两人长期不合。
诸葛亮在世时，
这种矛盾被强行压制。
一旦权威离场，冲突立刻浮出水面。
撤军命令引发的指挥权争夺
诸葛亮去世的消息，被暂时封锁。
蜀军按既定计划开始撤退。
魏延并未完全接受这一安排。
他认为撤军过早，
也不认可由杨仪统一调度。
在撤退过程中，
魏延率先行动，
并焚毁部分栈道。
这一行为在战术上未造成直接危机，
但在制度上，
已经构成违抗统一调度。
随后，魏延与杨仪分别上表。
双方都指控对方“有异志”。
此时的蜀汉，
已经没有诸葛亮可以最终裁断是非。
从争执升级为军事处置
奏报送达成都后，
朝廷并未立即定性。
蒋琬、董允等人参与讨论，
核心判断只有一个：
前线不能再生变数。
最终，
以“扰乱撤军、抗命不从”为由，
魏延被视为不稳定因素。
杨仪仍在前线，
掌握撤军执行权。
他随后调动马岱，
率部追击魏延。
据《三国志·魏延传》记载：
马岱追斩魏延，
并将首级送回。
这是一次明确的军事处置行为，
而非临阵冲突。
从当时的情形看，
马岱的判断并不突兀。
杨仪主导撤军，
代表的是诸葛亮生前确立的制度路线。
执行命令，
意味着站在“秩序一侧”。
但局势变化极快。
建兴十三年正月，
刘禅调整中枢人事。
蒋琬出任尚书令，
统摄军政，
成为新的权力核心。
而杨仪，
虽名义升任中军师，
却不再统兵，
实际被架空。
杨仪失势后，
很快暴露情绪问题。
据史书记载，
他多次出怨望之语，
最终被贬为庶人，
不久自杀。
至此，
魏延、杨仪，
这场冲突的两端人物，
都已退出历史舞台。
而马岱，
正是在这一阶段，
彻底淡出史书。
史书既未记载他的升迁，
也未记录他的惩处。
他的履历，
止于诸葛亮在世之时。
并非孤例
如果只是偶然遗漏，
难以解释后续记载的完整性。
延熙年间，
姜维多次北伐。
参与将领的姓名、职务、调动情况，
史书记录得相当详尽。
张翼、夏侯霸、句扶等人，
皆有明确记载。
唯独马岱，
再无只字片语。
这更像是一种有意识的“止笔”，
而非单纯疏漏。
从史实看，
马岱并未明显违规。
他执行的是前线指挥命令，
并非私自行动。
但问题在于，
他的行为与那场内部冲突高度绑定。
在诸葛亮去世后，
蜀汉最需要的是快速稳定权力结构。
因此，
与内斗直接相关的人物，
不再适合继续被强调。
不追功，
不问罪，
也不再启用。
答案并不复杂
魏延因抗命被处置，
这是对“变数”的清除。
杨仪因失控被边缘化，
这是对“争议”的切断。
而马岱的消失，
并非惩罚，
而是一种降噪处理。
史书没有为他定性，
也没有为他辩护。
这种沉默，
本身就是当时政治选择的一部分。
当秩序需要迅速修复时，
最有效的方式，
往往不是再掀波澜，
而是让事件逐渐退场。
在那个节点，
马岱不需要被记住，
也不需要被审判。
他被放进了历史的空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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