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喽，大家好，小圆这篇国际评论，主要来分析印度农民自杀这一沉重却值得关注的议题。光看标题里“每10小时1名农民殒命、8年债台压垮两邦十万人”这些表述，就足以让人感受到这场危机的惨烈程度。
可能有朋友会疑惑，农业作为印度的基础产业，为何会让农民陷入如此绝境？小圆接下来会结合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二十八年数据，从危机的核心区域、时间演变、深层原因这几个维度展开解读，带大家看清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农村困境。
在印度的农民自杀危机中，区域集中性是非常显著的特征，而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卡纳塔克邦，无疑是这场悲剧的核心震中，根据对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二十八年数据的分析，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两个邦的农民自杀率就一直稳定在全国平均水平的2.5倍左右。
单看2023年的最新数据，马哈拉施特拉邦就有4151起农民自杀事件，卡纳塔克邦也有2423起，两者合计占据了全国农民自杀总数的相当大一部分，成为毫无争议的受灾最严重地区，这两个邦的困境并非个例，而是整个印度南部和西部地区农业危机的缩影。
除了这两个核心邦，安得拉邦和特伦甘纳邦也紧随其后，二十八年里合计报告了超过17万起农民自杀事件，值得注意的是，特伦甘纳邦2014年才从安得拉邦分立出来，而它之所以成为高危机邦，核心原因就是其管辖的棉花种植区原本就背负着沉重的自杀率负担。
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农业危机的区域聚集特性，另外，中央邦也长期位列自杀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说明这场危机并没有被局限在南部和西部，已经有了扩散的趋势，了解了危机的区域分布，我们再顺着时间线，看看这场悲剧在二十八年里的起伏变化。
从时间维度来看，印度农民自杀危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加剧、缓和再到反弹的复杂过程。先看整体规模，1995年至2023年这二十八年里，印度至少有394206名农民和农业劳工死于自杀，换算下来平均每年约有13600人，这一数字背后是无数破碎的家庭。
危机的加剧节点很清晰，1995年印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农业补贴减少、农产品进口增加，直接削弱了农民的收入，对本就脆弱的小生产者造成了致命打击，而危机最剧烈的阶段出现在2000年至2009年，这十年间记录了超过154000起自杀事件。
2010年之后情况出现了转机，多个邦的农民自杀人数稳步下降，2015年至2019年间更是达到了最低水平，关键原因是《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的实施，该法案在农业淡季和干旱年份为农民提供工资就业机会。
比如喀拉拉邦的农民自杀人数从2005年的1118人降至2014年的105人，西孟加拉邦甚至在2012年实现了零报告，但好景不长，2023年这一趋势突然逆转，全国记录了10786起农民自杀事件，较2022年增加了超过75%。
追溯这场危机的深层原因，首先要提到的就是2000年代初转基因抗虫棉的推广，当时这种棉花被寄予厚望，被认为能实现高产量、抗虫害，但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尤其是在完全依赖雨水灌溉的地区，转基因抗虫棉不仅没能兑现承诺，反而让农民陷入了更高的成本陷阱。
种子、化肥等投入成本急剧上升，金融风险也随之加大，再加上频发的作物歉收和缺失的价格支持机制，大量小农和边缘农民被迫背上长期债务，最终走上绝路，这就是典型的技术推广脱离实际，忽视了农民的实际种植条件和承受能力。
从马哈拉施特拉邦、卡纳塔克邦的核心震中，到南部西部的广泛蔓延；从加入WTO后的危机加剧，到政策干预后的短暂缓和，再到2023年的反弹，从种植者的债务困境，到农业劳工的生存危机，这一切都揭示了农业发展中重技术推广、轻保障支撑、重短期救济、轻长期改革的弊端。
这场危机也给其他国家的农业发展提了醒：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必须立足实际，充分考虑小生产者的承受能力，配套完善的价格支持、信贷保障和社会保障体系，农民是农业的核心，只有让农民的生计得到稳定保障，农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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