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认识张宗昌，得从他写的诗看起。
比如那首《大明湖》：“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荷花。
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达。”
字句粗鄙，却又带着一股浑不吝的蛮劲。
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连打油诗都写不通顺的汉子，却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成了坐镇一方，手握外国军团，家中妻妾成群的“山东王”。
故事的结尾，要从1932年9月3日说起。
济南火车站，空气里混着煤灰和人身上的汗味。
一趟从北平开来的列车吭哧吭哧地进了站。
车门打开，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走了出来，脚步有些虚浮，满身的酒气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他就是张宗昌，只是此刻的他，再也没有了当年督鲁时的威风，更像一个输光了本钱，出来借钱的赌客。
他这次回山东，是受了老乡韩复榘的邀请，说是要共商“山东建设大计”。
人群里，早有几双眼睛死死盯住了他。
刺客郑继成和他的同伴陈凤山，像两只潜伏已久的野狼。
火车还没完全停稳，他们就动了。
几声清脆的枪响，盖过了车站的嘈杂。
子弹不偏不倚，一颗射进张宗昌的左眼，一颗打穿了他的脖子。
这个曾经让整个山东都为之颤抖的男人，像一袋面粉般瘫倒下去，鲜血迅速在冰冷的水泥站台上洇开。
郑继成没有跑，他站在那里，对着惊慌失措的人群高喊：“我叫郑继成，张宗昌杀了我叔叔郑金声，我为叔报仇，为山东除害！”
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山东的每一个角落。
人们疯抢报纸，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一个曾让无数家庭夜不能寐的名字，就这样终结在了一场寻仇式的刺杀里。
回看他这一生，人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掖县泥地里爬出来的穷小子，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爬上权力顶峰，又在一夜之间摔得粉身碎骨的？
张宗昌的出身，是真真正正的苦。
1881年生在山东掖县，家里穷得叮当响。
父亲是个成天醉醺醺的赌徒，后来母亲也跟人跑了。
他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没抓到一张好牌。
念了不到一年的私塾，刚够认识几个大字，这也成了他后来附庸风雅写诗时闹笑话的根源。
十几岁的时候，山东遭了大灾，活不下去了，他只能跟着逃荒的人群，去“闯关东”。
东北那片黑土地，天寒地dòng，是个认拳头不认道理的地方。
他爹受不了那份苦，没多久就回了老家，他却留了下来。
在哈尔滨，他什么苦活都干过，在码头扛大包，在矿井里挖煤，还跟地痞流氓、鬍子土匪混在一起，学会了怎么在刀口上討生活。
他很早就悟透了一个道理：这世道，你不踩着别人，就得被别人踩。
真正让他命运发生变化的，是俄国人修的中东铁路。
他身材高大，为人又膽大仗義，很快就混成了一个小工头。
更关键的是，他發現語言是个好东西。
天天跟俄国人打交道，他硬是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俄语。
这门手艺，成了他日后發家最重要的资本。
日俄战争一打起来，他凭着俄语，给俄国军队当上了翻译，头一次见识到了现代军队是怎么打仗、怎么指挥的。
虽然只是看了个皮毛，但一扇新的大门已经向他敞开。
从那时候起，“俄国”这两个字，就跟他的一生绑死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整个中国乱成一锅粥。
张宗昌这种人，最擅长在乱世里钻营。
他就像牆頭草，哪边风大往哪边倒。
今天跟着民军闹革命，明天就投靠了北洋军阀。
他先是投奔胡瑛，后来又跟了陈其美，转过头就把陈其美的项上人头当成“投名状”，献给了冯国璋。
每一次跳槽，每一次背叛，都让他离权力中心更近一步。
在他的字典里，没有忠诚二字，只有实实在在的好处。
但他真正完成从一个三流军官到一方霸主的蜕变，还是在投靠了“东北王”张作霖之后。
大约在1922年，他被张作霖派到中俄边境一带当旅长。
在这里，他遇上了他命中注定的“贵人”——一群因为俄国十月革命失败，流亡到中国的白俄士兵。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打听到沙俄军队溃败时，在边境上扔下了一整车厢的军火。
张宗昌二话不说，连夜带人把这批宝贝疙瘩弄到了手。
有了枪，就好办事了。
他开始大肆招揽那些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但又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白俄官兵。
在白俄军官葛斯特劳夫的帮助下，他很快拉起了一支由数千名白俄士兵组成的特殊部队。
这支部队有哥萨克重骑兵，有铁甲列车，士兵都是经历过欧战的老兵，战斗力極強。
跟当时国内那些纪律涣散、拿着步枪对射的中国军队比起来，这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这支“白俄军团”，成了张宗昌手里最锋利的一把刀。
第二次直奉战争，他带着这支外国雇佣军，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直接烫穿了直系名将吴佩孚的防线。
吴佩孚的部队哪里见过这种打法，被打得人仰马翻，一败涂地。
张宗昌一战成名，手下的部队也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到十几万、二十万人。
1925年，张作霖论功行赏，大手一挥，把整个山东省的军政大权，都交到了他的手上。
那个当年从山东逃荒出去的穷小子，终于衣锦还乡，成了名副其实的“山东王”。
当上“山东王”的张宗昌，并没有给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开启了一场长达三年的灾难。
权力是最好的春药，也是最猛的毒药，他彻底沉沦了。
他把山东当成自己的私人钱庄，想怎么搜刮就怎么搜刮。
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盐税、地税、房产税，甚至连老百姓上茅房都要交钱，这就是民间流传的“粪有税，屁无捐”的由来。
据说有一次，他的参谋长建议他开征“妓女税”，他大手一挥说：“我XX的，这个税不能收，不能让婊子们骂咱们的娘！”
这是他为数不多“体恤民情”的时刻。
他对内横征暴敛，对外也是个硬茬。
1925年，青岛的日本纱厂工人罢工，他二话不说就派兵镇压，当场打死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
对于日本人，他也没有好脸色，强行把中央政府设在青岛的“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收归自己管辖，根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他的私生活更是荒唐到没边。
他嗜赌如命，一晚上输赢几十万大洋是常有的事。
山东省本就不多的教育经费，大多都成了他牌桌上的赌注。
他公开的姨太太，前前后后有二十多个，来自中国、日本、朝鲜等好几个国家。
其中最扎眼的，是五位白俄姨太太。
这五位白俄女性，大多是在俄国革命后流落到中国的贵族或中产家庭的女子，她们成了张宗昌炫耀自己权力和地位的活道具。
他经常让这些金发碧眼的姨太太们穿上时髦的洋装，坐上敞篷汽车，在一队白俄骑兵的护卫下，浩浩荡荡地在济南城里游街。
济南的老百姓编了首顺口溜：“张宗昌，出了营，前面走的是白俄兵，后面跟着洋姨太太，咚咚嗒嗒真威风。”
他自己还挺得意，觉得这是在“为国争光”。
但这片繁华的背后，是彻骨的荒凉。
据说，他几乎不跟这些白俄姨太太住在一起，理由是嫌她们身上有“味儿”。
这些被当成摆设的女人，命运一个比一个惨。
有的被长期冷落，有的被他随手送给了部下，甚至还有的因为耐不住寂寞跟卫兵私通。
张宗昌知道了也无所谓，还说出那句名言：“俺的部下也是俺的兄弟，这不算什么。”
他赖以起家的白俄军团，也成了山东人民的噩梦。
这些外国兵纪律败坏到了极点，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他们的暴行，连张作霖都看不下去，不止一次公开骂张宗昌管不住自己的兵。
张宗昌在山东的统治，就是建立在这支外国雇佣军的暴力和对老百姓无休止的压榨之上的。
北伐的炮声，敲响了北洋军阀的丧钟。
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在蒋介石和冯玉祥的南北夹击下，兵败如山倒。
他那支曾经不可一世的白俄军团，在士气高昂的革命军面前，也失去了往日的神勇。
1928年，他被白崇禧的部队彻底打垮，只能带着残兵败将，狼狈逃到大连，在关东州的日本租界里苟延残喘。
在流亡的日子里，这个天生的赌徒依然不甘寂寞，四处活动，企图东山再起。
但他不知道，时代早就把他淘汰了。
1932年9月，他最终还是踏上了返回济南的这趟死亡列车。
郑继成的枪响之后，济南城内一片欢騰。
許多商家自发燃放鞭炮庆祝，其热闹程度，不亚于过年。
据说，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韩复榘，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最终以“情有可原”为由，特赦了刺客郑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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