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周三的下午，社区民警老许带着两名穿深色夹克的人敲响我家门时，我就知道，等了六年的时刻终于来了。
李建明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几乎在老许进门的同时从楼梯间冲了出来。他满脸涨红，额头上青筋暴起，二话不说就扑到我家门口开始哭嚎。
“领导！各位领导你们可要评评理啊！”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拍打着大腿，“这楼上住了个夜猫子，六年了！整整六年没让我睡过一个好觉！”
考察组的同志皱起眉头，老许连忙上前劝阻。
李建明却更加来劲，手指几乎戳到我的鼻尖：“就是她！天天深更半夜跺脚、拖椅子、摔东西！我心脏不好，被吵得吃了六年药！”
穿深色夹克的中年男人转向我，眼神里带着审视：“同志，这位邻居反映的情况……”
我平静地看着李建明那张因为激动而扭曲的脸，慢慢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指纹解锁，点开那个命名为“邻居”的文件夹，三百多个按日期排列的音频视频文件整齐地排列着。
“领导，”我的声音在安静的楼道里格外清晰，“关于噪音问题，我这里有完整的记录。从2017年3月12日第一次冲突，到今天，一共317段。”
李建明的哭嚎戛然而止。他的眼睛死死盯着我的手机屏幕，那张总是凶神恶煞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近乎恐慌的神情。
01
深夜十一点四十七分，我终于校对完书稿的最后一章。
刚伸个懒腰，楼下的捶墙声就准时响了起来。咚！咚！咚！每一声都带着暴躁的节奏，震得地板微微发颤。
接着是李建明那标志性的吼叫：“大半夜的能不能消停点！穿个高跟鞋来回走什么走！有没有点公德心！”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光着的脚——为了不发出声音，我在家从来只穿软底拖鞋，甚至多数时候直接光脚。
“李叔，”我走到阳台边，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我穿着拖鞋，刚才一直坐着没动。”
“放屁！”他的骂声从楼下传来，“我听得清清楚楚！就是高跟鞋！咯噔咯噔的！你不睡别人还不睡了？”
这样的对话，近一个月几乎每晚都会上演。我租住的这间老式单元楼隔音确实不好，可我已经尽可能放轻所有动作。
书桌脚下垫了加厚地毯，椅子腿包了绒布，晚上九点后绝不使用洗衣机。但这些妥协似乎只让李建明更加确信——我就是噪音源头。
“我告诉你赵语嫣！”他开始点名道姓，“再让我听见一次，我直接报警！让你卷铺盖滚蛋！”
隔壁传来王阿姨小心翼翼的劝解声：“老李，小点声，孩子都睡了……”
“睡什么睡！楼上这么吵能睡着吗！”李建明把怒火转向了邻居，“你们也是，惯着她！这种人就不该住这儿！”
我关上了阳台门，把骂声隔绝在外。回到客厅时，手机屏幕亮着，显示录音功能已经持续了二十三分钟。
是的，从三年前开始，每次李建明上门或隔空叫骂，我都会按下录音键。起初是为了自保，后来成了习惯。
手机里这样的文件，已经有近百个。我给每个文件都标注了日期和时间，像档案管理员一样整理得井井有条。
窗外传来李建明摔门的声音，整栋楼终于恢复了寂静。我坐在黑暗的客厅里，光脚踩在微凉的地板上，忽然想起六年前刚搬来的那个下午。
那时我怎么会想到，一次偶然的书本滑落，竟会开启长达六年的纠缠。
02
六年前的九月，我拖着两个行李箱站在楼下时，对这栋八十年代的老楼充满期待。
虽然房子旧了些，但离公司近，租金也合适。更重要的是房东阿姨说，这栋楼住的都是老住户，邻里关系和睦。
搬家那天是个周六，我特地选了上午九点之后才开始搬东西，怕影响邻居休息。
整理书籍时出了点意外。一摞精装书从纸箱边缘滑落，七八本厚书接连砸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我还没蹲下身，楼下就传来一个男人暴躁的吼声：“能不能轻点！楼要塌了是不是！”
十分钟后，敲门声像打鼓一样响起来。我开门时，一个五十岁左右、身材粗壮的男人站在门口，脸色铁青。
“我是楼下301的李建明，”他上下打量着我，语气不善，“新搬来的？”
“李叔您好，我叫赵语嫣，今天刚搬来……”
“我不管你叫什么，”他打断我，手指往天花板指了指，“刚才那声巨响怎么回事？拆房子呢？”
我连忙解释是书本不小心掉了，并表示歉意。
他却不依不饶：“小姑娘，我跟你打个预防针。我这人神经衰弱，听不得一点动静。你以后注意点，走路轻点，东西轻拿轻放。”
当时我以为这只是个脾气不太好的邻居的正常反应，还诚恳地点头：“李叔您放心，我会注意的。”
他哼了一声，转身下楼，嘴里嘟囔着：“现在的小姑娘，一个个毛毛躁躁的……”
那天晚上八点多，我正在厨房煮面，锅盖不小心碰了下不锈钢水槽，发出清脆的撞击声。
几乎同时，楼下传来用棍子捅天花板的声音，接着是李建明的吼叫：“能不能安静！才几点就开始闹！”
我愣住了，看着手里还没放进锅里的面条，忽然意识到问题可能比我想象的严重。
后来从隔壁王阿姨那儿得知，李建明是这栋楼有名的“声音敏感户”。楼上之前的租客，就是因为被他投诉太多，住不满半年就搬走了。
“他其实也挺可怜，”王阿姨压低声音说，“早年和老婆离了婚，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儿子前年考上外地大学，他就一个人住了。”
“工作上也不顺心，在厂里干了三十年，去年买断工龄提前退了。现在每天在家待着，可能也是闲得慌。”
王阿姨拍拍我的手：“语嫣啊，你一个姑娘家，尽量顺着他点。他说话难听，但应该也不是坏人。”
我点点头，心想只要我足够小心，总能相安无事。
那时我太年轻，还不知道有些人心里的怨气，就像一桶汽油，只需要一点火星。
03
最初的几个月，我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在家走路都踮着脚尖。
晚上七点后不敢洗澡，怕水流声吵到他。周末不敢邀请朋友来，怕聊天笑声引发投诉。甚至在家里打电话，都会不自觉地压低声音。
但李建明的投诉并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
他说我晚上十点后还在厨房切菜——实际上我九点就叫了外卖。他说我周末一大早就在客厅跳绳——那天我只是蹲着整理储物箱。
最离谱的一次，他说我凌晨三点在卧室里拍皮球。我被他的砸门声惊醒时，手机显示凌晨三点十七分，而我明明已经睡了四个小时。
“李叔，我真的在睡觉。”我穿着睡衣，困得眼睛都睁不开。
“你少装！”他穿着背心短裤站在门外，手里竟然真的拿着一个旧皮球，“我听得清清楚楚！砰、砰、砰！就是拍球的声音！”
“可我真的没有……”
“你这小姑娘怎么满嘴谎话！”他提高音量，在寂静的楼道里格外刺耳，“敢做不敢认是不是？我告诉你，你再这样，我天天半夜来敲你门！”
对门的灯亮了，王阿姨探出头来：“老李，这大半夜的……”
“你别管！”李建明转头吼了一句，“你们都是各扫门前雪！楼上天天闹腾，你们倒能忍！”
那晚他骂了足足二十分钟才离开。我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慢慢滑坐到地上，第一次感到深深的无力。
第二天我买了水果，主动去301敲门。李建明开门时明显愣了一下，但脸色依旧难看。
“李叔，这是给您买的水果。”我把袋子递过去，“关于噪音问题，我想咱们能不能好好沟通一下？是不是楼板隔音特别差，有些声音是其他邻居的？”
他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你什么意思？说我冤枉你？”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
“我活了大半辈子，连什么声音从哪儿来的都分不清？”他一把推开水果袋，橙子滚了一地，“少来这套！假惺惺！”
袋子摔在地上的声音在楼道里回响。我看着散落的水果，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对他而言，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需要一个宣泄口。
那天之后，我开始录音。第一次按下录音键时，手指在发抖，说不清是害怕还是愤怒。
李建明在门外骂：“没爹妈教的东西！一点教养都没有！”
我对着门，用平静到陌生的声音说：“李叔，我父母去世得早，请您不要这样说。”
门外安静了三秒，然后骂声更大了：“怪不得！有娘生没娘养！”
手机屏幕上，录音时长一秒一秒跳动。我闭上眼睛，深深吸了口气。
就是从那天起，那个命名为“邻居”的文件夹，开始真正发挥作用。我不再只是录下他的骂声，还会在每次冲突后，用平静的语气录一段说明。
“2020年5月7日晚十一点二十三分，李建明投诉我在客厅拍球。实际情况：我已在卧室睡觉四小时。附：卧室监控截图。”
“2020年6月3日下午三点十五分，李建明投诉我在阳台剁骨头。实际情况：我在书房开视频会议。附：会议录制片段。”
这些录音和证据被我备份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手机、电脑、云端硬盘。我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能派上用场，但我知道，我必须准备好。
04
社区民警老许第五次上门调解时，李建明表现得像个模范邻居。
“许警官，我真不是不讲理的人。”他搓着手，脸上堆着笑，“主要是现在年轻人，作息不规律，我这老心脏受不了。”
老许六十岁了，在这片社区干了三十年，什么人都见过。他看了看李建明，又看了看我，叹了口气。
“小李啊，”他这么叫李建明，“人家小赵姑娘够注意了。我走访了几家邻居，都说她平时很安静。”
“那是他们耳朵背！”李建明立刻反驳，“许警官，您要是不信，今晚十一点来我家听听！那动静，跟打雷似的！”
我在一旁平静地说：“许警官，如果您今晚愿意来，我可以全程配合。十一点我一般都在书房工作，您可以看看我到底在做什么。”
李建明的表情僵了一下。
老许摆摆手：“行了行了，邻里邻居的，各退一步。老李，你也体谅体谅年轻人，现在工作压力大，晚睡早起是常事。”
“小赵，你也尽量注意，老房子隔音差，有些声音自己听不见，楼下可能真觉得吵。”
我点点头，没有争辩。李建明也点头哈腰地应着：“是是是，许警官说得对。我以后注意态度，好好沟通。”
老许离开时，拍了拍我的肩，低声说：“姑娘，再忍忍。他这个人，就是心里憋着气，没处撒。”
我苦笑着点头。其实我何尝不明白，李建明的愤怒可能与我无关，我只是刚好成了靶子。但这不代表我就该承受这一切。
老许走后不到一周，李建明又开始了。这次他换了新花样——堵锁眼。
周一早上七点，我发现防盗门的钥匙孔被塞了半截牙签。用镊子夹出来时，断掉的一截卡在里面，我不得不请假找开锁师傅。
师傅一边掏锁眼一边摇头：“小姑娘，你这是得罪人了吧？牙签塞这么深，是故意的。”
我没说话，只是拿出手机，拍了锁眼的特写，又拍了断成两截的牙签。
然后打开录音软件，用平静的声音说：“2021年3月15日早七点，发现锁眼被堵。怀疑是楼下李建明所为，但无直接证据。”
第二次是贴纸条。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用红色马克笔写着：“再吵，小心点。”贴在门正中央。
我撕下纸条时，手很稳。拍照，录像，然后把纸条装进透明密封袋，像处理证据一样认真。
最过分的是那个雨夜。我加班到十点才回家，刚走到三楼，就看见我家门口泼了一滩污水，散发着馊臭味。
李建明家的门开了一条缝，我能感觉到门后有人在看。我站在原地，雨水顺着伞沿滴落，在水坑里溅起细小的涟漪。
我没有发怒，甚至没有皱眉。只是放下包，拿出手机，先拍全景，再拍特写，最后录了一段视频。
“2021年9月3日晚十点零五分，家门口被泼不明液体。气味刺鼻，疑似厨余污水。楼下301门缝有光线变化。”
录完这些，我平静地绕过水坑，开门进屋。换鞋、洗手、烧水，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在电脑上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文件夹，命名为“证据链”。锁眼照片、纸条照片、污水视频，按时间顺序排列整齐。
我还写了一份详细的事件记录，从六年前的第一次冲突开始，按时间线梳理。写到最后，发现自己已经记录了四十多页。
合上电脑时，凌晨两点的月光透过窗帘缝隙，在地板上投下一道苍白的线。
我想起父亲曾经说过的话：“语嫣，人可以善良，但不能软弱。有时候，沉默不是金，是怂。”
那时我不懂，现在好像懂了。
05
李建明的儿子李浩回来的那个周末，整栋楼难得清静了三天。
我是从王阿姨那儿听说李浩要回来的。周五下午，我看见李建明在楼下小超市买了不少菜，肉、鱼、新鲜蔬菜，大包小包地提着。
“他儿子要回来过周末，”王阿姨小声告诉我，“听说大学快毕业了，正准备考事业编呢。”
我点点头，没多问。但心里那根绷了六年的弦，似乎被轻轻拨动了一下。
周六一整天，楼下安安静静。
没有捶墙，没有骂声，连电视机的声音都比平时小了很多。
晚上八点多，我听见楼下传来年轻男人的声音，语气温和，和李建明说话。
周日中午，我在阳台晾衣服时，看见了李浩。瘦高的个子，戴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他提着垃圾袋下楼，抬头时看见我，礼貌性地点了点头。
我也点了点头，心里却有些复杂。这个看起来温良恭俭的年轻人，知道他父亲在楼上邻居门口的所作所为吗？
周一李浩走了。周二，李建明又恢复了原状。晚上九点半，我书房台灯开关有点接触不良，按下去时发出轻微的“咔嗒”声。
不到一分钟，楼下就开始捶墙。
但这次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关掉台灯，而是继续工作。捶墙声持续了十几下，然后停了。李建明居然没有骂街。
接下来的几周，他依然会为各种“声音”发火，但频率明显降低了。有时我故意在晚上十点后走动，楼下竟然毫无反应。
这种反常的安静让我警觉。我开始留意楼下的动静，发现李建明出门的时间规律了很多——每天上午九点半出门，十一点回来；下午三点出门，四点半回来。
像是在刻意避开什么时间。
直到某个周六的早晨，我在早市买菜时遇到了王阿姨。她拉着我走到一边，压低声音说：“语嫣，你知道吗，老李的儿子要考市图书馆的事业编。”
“哦，挺好的。”我挑着西红柿，语气平淡。
“好什么呀，”王阿姨声音更低了，“政审要走访社区的。老李这段时间老实多了，估计就是怕这个。”
我手里的西红柿差点掉进篮子。一瞬间，许多碎片拼凑在一起——李建明突然的“安静”，他规律的出门时间，还有那些欲言又止的骂声。
“什么时候政审？”我问。
“听说是下个月。社区那边已经接到通知了，要配合考察组走访。”
我点点头，付了钱，提着菜慢慢往家走。阳光很好，早市上人声鼎沸，但我好像什么都听不见。
走到楼下时，我看见李建明正站在单元门口，和一个穿着社区工作服的人说话。他脸上堆着笑，腰微微弯着，是我从未见过的谦卑模样。
他看见我时，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正常，甚至朝我点了点头。
我也点了点头，提着菜上了楼。进屋，关门，背靠在门板上，忽然笑出了声。
那笑声在安静的客厅里回荡，听起来有点陌生，有点苍凉，又有点如释重负。
六年了。我终于等到了一个，他必须在意别人看法的时刻。
06
政审前的那一周，李建明表现得像个十佳邻居。
楼道里遇见时，他甚至会主动打招呼：“小赵下班啦？”语气和善得让人不适应。
我不咸不淡地应一声，不多说话。但我知道，这种表面的平静不会持续太久。
果然，政审前三天，矛盾再次爆发。导火索是我晚上十点接的一个工作电话。
出版社的紧急书稿出了问题，编辑主任打来电话，我不得不在书房里说了二十分钟。声音已经压得很低，但夜里安静，楼下可能还是听见了。
电话刚挂断，砸门声就响了起来。不是捶墙，是直接砸我家门，震得门框都在抖。
我打开门时，李建明的眼睛都是红的。他显然喝了酒，浑身酒气，指着我的鼻子就骂：“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故意的对不对！”
“李叔，我接个工作电话……”
“放屁！什么电话要打二十分钟！你就是故意的！知道我儿子要政审，想搞破坏是不是！”
他的声音在楼道里回荡，对门的猫眼暗了一下，又亮了。整栋楼都在听。
“我告诉你赵语嫣，”他往前一步，酒气喷到我脸上，“我儿子要是因为政审过不了，我跟你没完！你等着！我让你在这片待不下去！”
我后退一步，手在口袋里握紧了手机。录音键早就按下了，屏幕在口袋里微微发烫。
“李叔，您喝多了。政审是组织程序，跟我有什么关系？”
“装！继续装！”他猛地拍了一下门框，“你这几年不就等着这一天吗？攒着坏呢！我告诉你，没门！”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不是他家门的，是一把单独的、有点生锈的钥匙，在我面前晃了晃。
“看见没？我能让你进不了门，也能让你出不了门！再闹，咱们试试！”
这话已经接近威胁了。我深吸一口气，尽量让声音平稳：“李叔，您这些话，我都录下来了。您要不要再说清楚点？”
他愣住了，眼睛死死盯着我，像是在判断我是不是在虚张声势。
“你……你录什么音？”
“从三年前开始，您每次上门，每次在楼下喊，我都录了。”我说，“手机里存了上百段，电脑有备份，云端也有。要我放一段给您听听吗？”
他的脸色从涨红变成了惨白，又从惨白变成了铁青。那只拿着钥匙的手开始发抖，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怕的。
“你……你他妈敢阴我？”
“我只是保护自己。”我平静地看着他，“李叔，您要是不闹，这些录音永远不会有第三个人听见。但您要是再威胁我，我不保证。”
他站在那儿，像一头被逼到绝路的困兽，喘着粗气，眼睛死死瞪着我。有那么几秒钟，我以为他会扑上来。
但他最终只是狠狠啐了一口，转身下楼，把楼梯踩得咚咚响。
我关上门，反锁，检查了门锁完好。然后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录音时长显示三十七分钟。
点开最新一段，从砸门声开始，到他的威胁，一字不漏。声音清晰，连他粗重的喘息声都录得清清楚楚。
我把这段音频重命名：“政审前三天，李建明酒后上门威胁。提及用钥匙破坏门锁，以及其子政审相关言论。”
备份，上传，一气呵成。做完这些，我坐在沙发上，才发现自己整个人都在发抖。
不是害怕，是兴奋。一种猎物终于等到猎人踏入陷阱的兴奋。
以下内容为付费内容45% 据平台数据，付费转化率高的内容付费比例设置主要在50%～80%，可结合您内容的实际情况，将付费线设置在合适位置，以获得更高收益
07
政审那天，是个阴天。云层压得很低，空气闷热，像是要下雨。
我请了半天假在家。早晨八点，就看见老许穿着整齐的警服进了单元门。后面跟着两个穿深色夹克的中年男人，手里拿着笔记本和公文袋。
考察组先去了301。我在阳台上晾衣服，能听见楼下隐约的谈话声。李建明的笑声格外响亮，是那种刻意提高音量的、带着表演性质的笑。
大约四十分钟后，他们出来了。接着敲响了201王阿姨家的门，然后是202、203……
整个上午，考察组走访了六户人家。我一直在书房工作，但一个字都看不进去。窗外的天色越来越暗，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
十一点半，敲门声终于响起了。不轻不重，礼貌的三下。
我深吸一口气，起身开门。
老许站在最前面，两个考察组的同志跟在后面。
其中一个戴眼镜的温和地问：“是赵语嫣同志吗？我们是市图书馆事业编考察组的，想了解一下您对楼下301住户李建明家庭的看法。”
“请进。”我侧身让他们进来。
老许朝我使了个眼色，像是让我“好好说”。我点点头，请他们在客厅沙发上坐下。
我刚要去倒水，楼梯上就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是李建明那熟悉的、带着哭腔的吼叫：
“领导！各位领导你们可要评评理啊！”
他冲进来时，头发凌乱，眼睛红肿，像是刚哭过。一进门就扑到考察组的同志面前，拍着大腿开始哭嚎。
“这个楼上住了个夜猫子，六年了！整整六年没让我睡过一个好觉！”
老许连忙站起来拦他：“老李，你干什么！人家考察组在工作！”
“我就是让领导们知道真相！”李建明一把推开老许，手指几乎戳到我的鼻尖，“就是她！天天深更半夜跺脚、拖椅子、摔东西！我心脏不好，被吵得吃了六年药！”
他转身对着考察组的同志，眼泪真的流了下来：“我儿子特别孝顺，知道我睡不好，每个月省下生活费给我买安眠药。领导，你们说，有这样的邻居，我们家日子怎么过？”
戴眼镜的考察组同志皱起眉头，看向我：“同志，这位邻居反映的情况……”
李建明抢着说：“领导，你们可以去问全楼的人！大家都被她吵过！她就是故意的！知道我儿子要政审，故意报复我！”
他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都溅了出来：“这种人心肠歹毒！她父母死得早，没人教，心理有问题！住在我们楼上，是我们全楼的灾难！”
“老李！”老许厉声喝道，“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说的是事实！”李建明眼睛通红，“领导，你们要是让她这种人逍遥法外，那就是纵容恶人！我儿子将来是要为人民服务的，有这样的邻居，他怎么能安心工作？”
整个客厅里都是他的声音。窗外一道闪电划过，接着是闷雷，雨点终于落了下来，噼里啪啦打在窗户上。
考察组的两位同志对视了一眼，表情严肃起来。他们看向我，等待我的解释。
我平静地看着李建明那张因为激动而扭曲的脸，看着他一开一合的嘴，看着他那双充满怨恨的眼睛。
然后，慢慢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08
手机屏幕在昏暗的客厅里发出冷白的光。指纹解锁，主屏幕上那个命名为“邻居”的文件夹图标，是一个小小的红色感叹号。
我点开它，三百多个文件按日期倒序排列，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屏幕。
最近的一个，就是三天前录制的，文件名清楚地写着：“政审前三天，李建明酒后上门威胁”。
“领导，”我的声音在突然安静的客厅里格外清晰，“关于李建明同志反映的噪音问题，我这里有完整的记录。”
“从2017年9月15日，我第一次搬来时他因书本滑落上门辱骂开始，”我滑动屏幕，最早的文件出现在最下方，“到今天，一共317段音频和视频。”
我点开一个标注为“2020.03.12_凌晨拍球投诉”的文件，把音量调大。
手机里传出李建明熟悉的骂声：“开门！你给我开门！凌晨三点拍皮球，你他妈有病是不是！”
接着是我的声音，困倦而无奈：“李叔，我真的在睡觉……”
“你少装！我听得清清楚楚！砰、砰、砰！”
我暂停播放，抬起头：“那天我卧室的监控显示，我从晚上十一点一直睡到早上六点。需要看截图吗？”
考察组的同志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我把监控截图调出来，时间戳清晰显示：凌晨三点十七分，我确实在床上熟睡。
李建明的脸开始发白。
我又点开一个文件：“2021年9月3日，我家门口被泼污水。”视频里，那滩散发着馊臭味的液体在楼道灯光下反着光。
我平静的画外音解说时间、地点、怀疑对象。
“你……你胡说什么！”李建明终于反应过来，声音尖利，“那不是我干的！你诬陷！”
“我从没说是您干的，”我平静地看着他，“我只是记录事实。事实上，那天之后，我花了三百块钱请师傅清洗楼道，还买了空气清新剂。”
考察组戴眼镜的同志接过我的手机，滑动着文件列表。他的手指停顿在一个命名为“锁眼被堵”的文件上，点开。
照片清晰显示钥匙孔里那半截牙签，以及我用镊子夹出来的全过程。
“这……这是你自己弄的！”李建明的声音开始发抖，“你想陷害我！”
“我还有更多，”我没有理会他，继续对考察组说，“需要听听他今天早上在楼下对我说的话吗？”
我点开最新文件，李建明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清晰得可怕：
“我告诉你赵语嫣，我儿子要是因为政审过不了，我跟你没完！你等着！我让你在这片待不下去！”
接着是钥匙晃动的声音：“看见没？我能让你进不了门，也能让你出不了门！再闹，咱们试试！”
客厅里一片死寂。只有窗外的雨声，越来越大，敲打着玻璃窗。
老许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他看向李建明，眼神里充满了失望和愤怒。
考察组的两位同志对视了一眼，其中一位拿出了笔记本，开始记录。另一位则对我说：“赵语嫣同志，这些证据，可以拷贝给我们一份吗？”
“可以，”我说，“我准备了U盘，所有文件都在里面。包括文字版的事件记录，一共四十七页，按时间线整理。”
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白色U盘，放在茶几上。U盘上贴着小标签，手写着：“301李建明纠纷事件全记录”。
李建明站在那儿，像是被抽掉了骨头，整个人都垮了。他看着那个U盘，看着我的手机，再看看考察组严肃的脸，嘴唇哆嗦着，却说不出一个字。
窗外的闪电再次划破天空，雷声炸响，震得玻璃嗡嗡作响。
09
李建明突然动了一下。他像一头被逼到绝路的野兽，眼睛通红，猛地朝我扑过来。
“你给我！”他嘶吼着，伸手要抢我的手机，“把手机给我！”
老许反应极快，一把拦住了他。六十岁的老民警力气大得惊人，把李建明死死按在墙上。
“老李！你疯了！”老许的声音在发抖，不知道是气的还是累的，“当着考察组的面，你还想动手！”
“那是假的！都是假的！”李建明挣扎着，脸贴在墙上变了形，“她合成的！她陷害我！领导，你们别信她！”
考察组的同志站了起来，表情严肃：“李建明同志，请你冷静。”
“我怎么冷静！”他几乎是在哭喊，“我儿子……我儿子要是政审过不了，一辈子就毁了！就因为这个女人！这个贱人！”
“注意你的措辞！”戴眼镜的考察组同志厉声道，“我们是在进行组织考察，你现在的表现，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
李建明像是被这句话击中了，整个人突然软了下来。老许松开了手，他就那么顺着墙滑坐到地上，抱着头，开始真正地哭泣。
不是表演，是真哭。一个五十二岁的男人，坐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
“我……我就是气不过……”他断断续续地说，“她一个外地来的小姑娘，凭什么……凭什么过得比我好？我工作没了，老婆跑了，就剩个儿子有出息……”
“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撒气……我知道有些声音不是她弄的，但我就是……就是控制不住……”
他抬起头，脸上全是泪水和鼻涕：“领导，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们别影响我儿子，他是个好孩子，他什么都不知道……”
考察组的同志沉默地看着他，又看看我手机里那些文件。其中一个叹了口气，对老许说：“许警官，社区这边，之前没有接到过相关投诉吗？”
老许苦笑着摇头：“接过，我调解过不下十次。每次老李当面都说改，背地里……唉。”
他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工作笔记，翻到某一页：“这是去年的记录，赵语嫣同志反映李建明堵锁眼、贴恐吓纸条。我去调查，老李不承认，因为没有直接证据，最后只能口头警告。”
他合上笔记本，声音沉重：“说实话，我没想到小赵姑娘录了这么多证据。要是早知道……”
“知道了又有什么用？”我平静地插话，“许警官，您调解了那么多次，有用吗？”
老许无言以对。
坐在地上的李建明突然跪了下来，朝我爬过来：“小赵……赵姑娘，我错了，我给你磕头，你饶了我儿子，行不行？他不能因为我毁了前程啊！”
他想抓我的裤腿，我后退了一步。
“李叔，”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自己都感到陌生，“这六年，我给过您多少次机会？我买水果上门道歉，您把水果扔了。我尽量不在家发出声音，您说我装模作样。我找许警官调解，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您儿子要政审，您怕我说坏话，所以最近老实了。但您心里其实一直认定，我会报复您，对不对？”
他愣愣地看着我，说不出话。
“所以您先下手为强，想当着考察组的面毁掉我的信誉。”我继续说，“您觉得，只要把我塑造成一个恶邻，您儿子就能顺利通过政审。是吗？”
雨声渐渐小了，雷声远去。客厅里只有李建明粗重的喘息声。
考察组的同志收起笔记本，对我说：“赵语嫣同志，感谢你的配合。这些证据我们会带回去，作为考察的参考依据。”
他们又看向李建明，声音严肃：“李建明同志，你长期恶意骚扰邻居，威胁恐吓，甚至在组织考察期间公然诬陷、表演闹事。这些行为，已经严重违背了公序良俗。”
“关于你儿子的政审，我们会如实向上级汇报今天看到的情况。组织有组织的程序和标准，请你们理解。”
李建明瘫坐在地上，眼神空洞，像是被抽走了魂魄。
10
李浩的政审结果，一周后出来了：不通过。
通知送到301那天，整栋楼都听见了李建明的哭嚎。不是表演，是真真切切的、撕心裂肺的哭嚎。
王阿姨后来告诉我，李浩收拾行李走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父子俩在门口吵了一架，李浩说：“爸，我早就跟你说过，别总是跟邻居过不去。你不听，现在好了，我三年的努力全白费了。”
李建明打了儿子一巴掌，然后自己扇了自己十几个耳光。
那天晚上，李建明喝醉了。深夜十一点，他又来敲我的门。这次没有骂，没有砸，只是有气无力地敲着。
我没有开门，而是打开了门上的猫眼摄像头。
他在门外，背靠着墙坐在地上，手里拿着半瓶白酒，脸上全是泪。
“小赵……赵姑娘……我对不起你……”他对着门板说话，声音含糊，“我真的错了……我不该欺负你一个姑娘家……我不该……”
“我儿子不理我了……他回学校了，说再也不回来了……我什么都没了……”
他哭着，一遍遍重复着道歉的话。那些污言秽语、那些恶毒诅咒，此刻都变成了忏悔。
但我没有开门。我在门后，静静地看着监控屏幕，心里没有一点波澜。
六年了，两千多个日夜，我在这个家里走路要踮脚，接电话要压低声音，连笑都不敢大声。我买了厚厚的拖鞋，包了椅子腿，甚至考虑过要搬走。
但我没有搬。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错。错的是他，是那个把生活的不如意，全部倾泻到一个无辜邻居身上的人。
现在他道歉了，他后悔了，他儿子也付出了代价。然后呢？
然后生活继续。但有些伤害，不是一句道歉就能弥补的。
第二天，我去社区找了老许，正式提出要申请禁止令，禁止李建明再接近我、骚扰我。
老许这次没有调解，只是叹了口气，说：“好，我帮你办。”
社区的其他邻居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经过，联名写了支持信。王阿姨、202的张老师、一楼的刘奶奶……一共九户人家签了名。
他们在信里写：“赵语嫣同志六年来一直保持安静，从未主动打扰邻居。李建明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社区和谐，我们支持赵语嫣同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禁止令下来那天，李建明搬走了。听说是去了郊区的老房子，一个人住。
他走的那天，我在阳台晾衣服，看见他拖着两个破旧的行李箱下楼。背佝偻着，头发白了一大半，像个七十岁的老人。
他没有抬头，就这么走了。六年恩怨，以一个仓皇的背影告终。
我的生活恢复了正常。晚上可以在家里正常走路，周末可以邀请朋友来玩，深夜工作也不必担心突然的砸墙声。
但我还是保留了那个习惯——每次在家接电话、走动、甚至开关门，都会下意识地放轻动作。
某个周末的下午，我在书房整理旧物，翻出了那个存满录音视频的U盘。我把它拿在手里，看了很久，然后打开电脑，把所有文件拖进了回收站。
清空回收站的那一刻，屏幕弹出一个确认框：“确定要永久删除这317个文件吗？”
我点击了“是”。
文件消失了。那个命名为“邻居”的文件夹，变成空白。六年积累的证据，三秒钟清空。
窗外阳光很好，楼下有孩子在玩耍，笑声清脆。隔壁王阿姨在阳台上浇花，哼着不成调的歌。
我关上电脑，站起身，光脚踩在地板上。地板微微发凉，但感觉很踏实。
走到阳台，推开窗户，春天的风涌进来，带着花香和暖意。
楼下的孩子看见我，仰起脸笑着喊：“姐姐好！”
我笑了，朝他们挥挥手。然后抬起头，看向远处的天空。
天很蓝，云很白，是个好天气。
真的，是个很好的天气。
后记
三个月后，我收到了李浩从外地寄来的一封信。
信很简短，字迹工整：
“赵姐，你好。我是李浩。父亲的事，我代他向您道歉。我知道道歉无用，但还是要说。”
“政审没通过，我难过了很久。但现在想通了，这不是您的错，是我父亲自己种下的因。”
“我已经找到新工作，在一家民营企业做行政。虽然不如事业编稳定，但也能养活自己。”
“父亲在郊区独居，我每月去看他一次。他老了，也病了，高血压、心脏病。医生说，情绪不能激动。”
“有时我觉得他很可怜，但更多时候，我无法原谅他对我、对您所做的一切。”
“赵姐，祝您以后的日子，平安顺遂，再无纷扰。”
信的最后，是他工整的签名。
我把信折好，放进抽屉最深处。没有回信，因为不知道说什么。
有些伤痛可以原谅，有些伤害只能淡忘。而我们能做的，就是让该过去的过去，该继续的继续。
窗外又到了秋天，梧桐叶开始泛黄。楼下的孩子换了厚外套，依然在院子里奔跑欢笑。
我关上窗，打开台灯，开始校对新的书稿。键盘敲击声很轻，但在安静的夜里，依然清晰可闻。
这一次，没有人会来捶墙了。
这一次，我终于可以，安心地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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