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之恶的表现之一就是扭曲人性。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公元220年，曹丕篡汉称帝，建立曹魏政权。即便已登上权力之巅，他依旧因储位之争的旧怨，不肯放过一母同胞的弟弟曹植，这首著名的《七步诗》，正是他继续迫害曹植的见证。据说，当时曹丕命曹植在七步之内作诗一首，否则以欺君罪论处。极度悲愤与紧迫之下的曹植，吟出了“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千古名句（后人依据原诗再创作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借豆与豆萁的关系隐喻兄弟相残，曹丕听后心生愧疚，暂时放过曹植一马。
我们不难想象，当史官记载下这一幕的时候，身为魏文帝的曹丕是何等的尴尬。
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并称“三曹”，历史上著名的建安文学的三大领袖人物（历史上另一个著名的父子三人是“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正是因为这一身份，我常常幻想曹丕、曹植二人的关系，能像后世的苏轼、苏辙兄弟那样。正是因为落差太大，每次读到曹植的《七步诗》，我的胸口都会有隐隐作痛。
一直以来，我心中都有一个问题挥之不去：曹丕、曹植本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二人同为曹操正室卞氏所生），本该情同手足，缘何走到骨肉相逼的地步？
通常的解释是曹丕嫉妒曹植才华，但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足以让人释怀，从现存的正史记载看，曹植终其一生也未曾有任何威胁哥哥曹丕的世子或皇帝地位的实质性动作。曹植虽然极具才华（谢灵运誉其为“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但他并不像后世的李世民那样对政治拥有极高的热情与抱负，他看起来更像一个才华盖世又多愁善感的文人。尤其曹丕称帝之后，曹植更不可能对他构成威胁，这个时候的曹丕依然对这个弟弟放心不下，这种心态只能用格局狭隘来解释——这一点，其与乃父曹操完全不在一个层面。
其实，作为曹操嫡长子的曹丕，绝不是只会玩阴谋诡计的“官二代”，事实上，他的文学才华同样赢得了时人的赞誉，其代表作《典论·论文》被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系统性文论著作，其诗作《燕歌行》语言清丽，是现存最早的完整七言诗。
说到这，忍不住要多说几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存在。
尤其曹操，既是著名的政治家又是著名的军事家，同时还是著名的诗人（文学家），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十分罕见，这正是教员称其为“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了不起的诗人”的原因——这可能是惺惺相惜吧。曹操的诗作《蒿里行》《观沧海》《短歌行》，读起来无一不是苍凉雄浑、气魄浩大，令人心潮澎湃。
但历史上一般认为曹植是“三曹”中文学成就最高者，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七步诗》相传为其所作，但后世存有争议）。
说到《洛神赋》，据说这篇名赋仍与曹丕对曹植的打压有关。黄初三年（222年），曹植奉命前往洛阳朝见魏文帝曹丕，可能心情抑郁的缘故，返程途经洛水之时，他借传说中伏羲氏之女洛神宓妃的形象，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苦闷，以及对美好理想的向往与追求。
曹丕称帝后，曹植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涯：黄初元年（220年）先被徙封为安乡侯，同年改封鄄城侯；黄初二年（221年）晋爵为鄄城王；黄初三年（222年）奉命入朝后，又被改封为雍丘王。
按我们通常人的理解，身为哥哥的曹丕，应当为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弟弟骄傲才对，而事实恰恰相反，曹丕对曹植更多的是嫉妒与步步紧逼。显然，这里面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绝非嫉妒那么简单。一般认为，二人的矛盾缘起于曹操当初曾动过立曹植为世子的念头（太子是皇帝正式册立的皇位继承人，世子是诸侯王、藩王或贵族的嫡长子或继承人），被作为曹操嫡长子的曹丕认为对其继承地位构成威胁，于是，曹植被动地成为了曹丕的政治对手。显然，曹植的才华只是加剧这场博弈的催化剂。
另一个事实是，曹操健在时，曹丕、曹植二人身边形成了两个有明显对立色彩的政治集团，曹丕身边聚集了贾诩、司马懿、陈群等老谋深算的谋士，擅长权谋谋划；曹植身边聚集了杨修、丁仪、丁廙等一众文人谋士，两派确有互相倾轧之举，但今天看来兄弟二人早期的争强好胜多基于才学纷争，而非权力争夺。
事实上，兄弟二人性格差异明显，曹丕深谙权术，懂得迎合曹操的政治需求；曹植恃才放旷、行事随性，并不真正具备杰出政治人物应当具备的战略远见与务实决断，曹植在二人的较量中明显处于下风。
曹丕登基后仍不放过曹植，这个时候已经不能用政治威胁来解释了，而是当年的储位之争给曹丕留下了心理阴影，是权力猜忌与帝王集权的惯性本能让他身不由己地如此对待这个弟弟。
比如，曹丕称帝后，曹植在文人与士族圈层仍有较高声望，曹丕习惯性担心有人会借曹植的名头兴风作浪，本能地保持警惕，防止宗室势力坐大。
且二人多年积怨很深，很难因为曹丕登上大位而烟消云散，他对曹植频繁地徙封，限制其行动自由，其实就是在发泄旧怨。
曹丕始终未对曹植痛下杀手，有避免落下“杀弟”骂名的顾虑。
曹植最后怎么死的呢？
魏明帝曹叡即位后，对曹植略有优待，但仍未解除对他的提防，曹植多次上书请求任用，均未被采纳。常年的政治失意、抱负难酬，加上迁徙流离的奔波，让他积郁成疾，于魏明帝太和六年（232年）在封地陈郡（今淮阳）病逝，享年4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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