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初,华东地区天气还带着晚秋的暖意。就在这时,一道紧急命令突然传到第九兵团:所有部队停止休整,马上向北开拔。当时,兵团下属的第二十七军还在长江以南驻扎。许多战士身上只穿着江南地区配发的薄棉袄,脚上是单层胶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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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兵火车一路向北。过了山海关,车窗外绿色渐渐消失,大地变得灰黄荒凉。列车在沈阳站短暂停靠。站台上堆着刚从仓库调运的厚棉衣。前来协调补给的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看到战士们身上单薄的衣着,他马上签字,调拨了五千件棉大衣给这支部队。

但前线战况紧急,火车停留时间太短,只有靠近车门的少数战士领到了大衣。大多数人只能把单衣裹紧,想着到了前线总能领到冬装。他们并不知道,前方朝鲜的盖马高原,寒冷足以冻裂一切。

部队跨过鸭绿江后,严寒立刻扑面而来。作为全军的先头部队,二十七军第九十四师最先体会到这寒冷的厉害。白天气温降到零下二三十度,夜里更是冷得呼出的气都像刀子。南方的薄棉袄根本不顶用,寒风一吹就透;胶鞋冻得硬邦邦的,在雪地上直打滑。

师部很快统计出物资缺口,全师还缺少两千多双棉鞋、四千副手套。每个连的粮食只够吃三天。冻伤药早已用完。卫生员只能用雪给战士搓揉冻僵的手脚,但效果有限。

非战斗减员越来越多,报告不断送到师长邬兰亭桌上。到十一月二十六日,仅行军途中,二十七军已有超过三百人因严重冻伤无法行动,其中九十四师情况最严重。邬兰亭前去察看地形时看到,雪地里有的战士手指冻得发黑,双脚肿得穿不进鞋,却仍拄着木棍咬牙跟着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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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六日傍晚,战前会议在师指挥所的掩体里召开。气氛比外面更凝重。副政委杨家华面前摊着刚送来的伤亡统计表。这位三十二岁的政工干部盯着数字沉默良久,随后向师长邬兰亭提出一个大胆建议,说师部附近有一个志愿军后勤二分部的仓库,能否先去“借”一批棉衣和弹药应急。

邬兰亭没有马上回答。他清楚,没有经过批准动用仓库物资是严重的违纪行为。但他看到纸上那些冰冷的数字,耳边仿佛能听到帐篷外风雪中战士们冻得发抖的声音。沉默片刻后,他对杨家华点了点头,“动作要快,也要把借物资的手续办妥。”杨家华站起身,“我带队伍去。出了问题,责任我来承担。”

当晚,顶着刺骨的白毛风,一支三百人的队伍出发了。夜里十一点,杨家华带队赶到后勤仓库。仓库守备团长坚持要有正式调令才肯放行。双方在风雪中对峙。杨家华没有让战士们硬闯,而是先让大家帮忙清理仓库门口厚厚的积雪。铁锹铲雪的声音打破了紧张气氛。

清雪结束后,杨家华再次向守备团长解释,前线战士实在冻得没办法作战,再没有御寒物资,仗就没法打了。团长仍面露难色。时间紧迫,不能再等。杨家华下令暂时看管住仓库人员,同时特别叮嘱战士,“动作轻点,把物资清点清楚。我们是借,不是抢,借就要有借的样子。”他让随行文书准备好纸笔,开了张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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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个多小时搬运,队伍从仓库取出五千套棉衣裤、三十万发子弹和五千颗手榴弹,以及一批药品。所有物资装车后,杨家华把事先写好的借条签上名字和职务,交给守备团长。借条上清楚列明所借物品和数量。守备团长接过借条,也写下一张“收到九十四师副政委杨家华借条一张”的收据,签字后交还。这两张纸条由双方各自保存。

仓库被“借”一事很快通过后勤系统上报。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志愿军后勤司令员洪学智得知情况后,脸色严肃。他马上召集会议,严厉提出,“今天九十四师能‘借’,明天其他部队就可能来‘拿’,后天就会有人‘抢’!后勤纪律一旦松懈,几十万部队的补给如何保障?”

他随后要求彻查此事并严肃处理。当天,志愿军司令部向各部队发出紧急通报,再次严令不得擅自挪用后勤仓库物资。洪学智如此坚决,是因为必须守住后勤供应这条生命线的纪律。

几乎同时,二十七军军长彭德清在军指挥部也得知了情况。他明白自己部队、尤其是九十四师当前的困难,也完全理解洪学智为何要坚持原则。

下午,彭德清主动接通洪学智的电话。他直接说明二十七军的实际困难,上千战士冻伤,部队战斗力因严寒严重下降。他承认九十四师的做法违反规定,但也诚恳表示,“洪司令,情况确实特殊,能否特殊处理?战士们不是怕打仗,是快要冻死在阵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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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顿片刻后,彭德清接着说,“我是军长,领导责任在我。上级若要处分,我接受任何决定。”这次通话没有客套,把前线指挥员面临的生死考验和后勤主管必须把守的大局,直接摆在了一起。

那批“借”来的物资很快分发到九十四师战士手中。穿上棉衣,虽然仍难以完全抵挡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但至少让许多战士保住了手脚,身体有了些许暖意。在随后爆发的长津湖战役中,凭借这批物资,九十四师的冻伤情况比周边一些兄弟部队稍好。穿着稍厚棉衣的战士们,在冰天雪地的柳潭里等地山头上,和美军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展开殊死战斗。

战役结束后,如何处置“借物资”事件成为问题。洪学智坚持纪律的态度没有改变,而彭德清主动承担责任,加上九十四师确实为维持部队战斗力、且借取时手续相对完整,这些因素都被考虑在内。最终,上级没有对九十四师及杨家华本人给予严厉处分。但此事作为典型案例,被用于教育全军,无论情况多紧急,都必须严格遵守后勤管理制度。

后来,副政委杨家华于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后任解放军第二十八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军长彭德清一九五五年获少将军衔,后调到海军工作,参与指挥东南沿海重要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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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九十四师因在长津湖战役中伤亡过重,于一九五一年初撤销番号,余部编入其他部队。那张写着“收到借条”的收据或许早已遗失,但它记录了在极端条件下,规则、人情究竟该如何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