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9月15日清晨，沈阳站的站台刚被晨雾漫过，一个穿旧灰布中山装的老人把沉重背包放在脚边，摘下帽子，抖了抖汗水。火车汽笛声远去，他的目光却牢牢锁在军区大院方向。车站里没人知道，这位72岁的常孟兰已经盼了整整四十八年，只为等一个关于“长号”的答案。
常孟兰1924年生于河北北竹里村。1944年春天，日军进村抓壮丁，他跟着八路军的宣传队走出去，从此把青春和热血塞进子弹匣里。清风店阻击战、解放石家庄、古长城脚下的冬夜，他次次在最前沿。身上留下十一道伤疤，左耳几乎失聪，却一步没退。不可思议的是，他曾用机枪扫掉敌军低空侦察机，这在当时简直像传奇。聂荣臻司令员亲自打电话祝贺，他却把话筒递给排长：“我只是守阵地。”
战事最凶险的是1948年11月的“断后”命令。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转战古长城脚下，与傅作义部相遇，敌众我寡。团首长下令八连殿后。连长何有海拍着他的肩膀，嘶哑地说：“听到长号就撤。”冲锋号、集合号，大家再熟不过，可“长号”意味着生与死的分界。炮火覆盖的一个半小时里，他带五班把敌人四次冲锋顶在阵地下。夜色压来，仍没听到那一声长号。他只得带着血迹斑斑的驳壳枪强行突围。回头时，两名战友倒在火光里，其余六人杳无音讯。
战后大队伍北上，他却因伤与部队失联。解放后，他看着城市从废墟里站起来，自己却回了村。种地、娶妻、生子，春播秋收，一晃就是半生。偶尔在收音机里听到军号，他会停下镰刀，望向西北方向。村里人都知道他打过仗，却没人知道他睡觉时经常惊醒，第一句话总是：“连长，号呢？”
常孟兰不是没找过。五六十年代，凭着口口相传去保定、去石家庄，都扑空；改革开放后，他把攒下的400块钱装进蛇皮袋，又跑到北京的军事博物馆。看到一架残骸旁边写着“清风店”，他沉默良久，没说自己就是击落者，只是低声嘀咕：“都过去了。”真正的线索来自1996年夏天，老友寄来一封歪斜字迹的信：老四纵改编为沈阳军区某集团军，原团番号还在，只是成了炮兵团。
于是便有了火车站的身影。那天上午，他在警卫的指引下走进团部。团长王永久见老人站得笔直，一下子心里发酸。常孟兰敬礼，声音沙哑却清晰：“1948年古长城脚下，八连五班常孟兰奉命断后。因未闻长号，今日归队，请首长指示！”短短一句，把半个世纪的生死与遗憾全摊在桌面。团长眼圈瞬间红了，他回礼：“欢迎老班长回家。”
随后，政工干部调档、走访，终于弄清当年那一声号为什么没吹——通讯兵牺牲，连长重伤昏迷，八连余部被迫并入友邻团。原定信号无法发出，导致五班孤悬前沿。得知真相，常孟兰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这样，我就放心了。”
按照规定，团里向上级报批，为他申报特级伤残军人待遇，并推荐到荣军院颐养天年。但他推辞道：“我不是要政策，我是来交账的。”王永久劝他留下，他摇头，把那只磨得油光的水壶递给参谋：“壶底刻了八个名字，能刻几个就刻几个吧。”
回乡前夕，县里领导赶来部队，送来每年600元的优抚金。常孟兰起初不肯收，最终被一句“这是国家给老战士的尊重”说动，才把钱塞进衣兜。临别，王永久把新的团旗交到他手里：“老班长，等想家了，就再回来。”老人点点头，轻声答：“听号就回。”
返程途中，他途经山海关，在城楼下站了很久。关口风大，他把团旗压在行李上，抬头望向关外的天际——那里曾是他和战友们并肩生死的疆场。有人上前搭话，问他在看什么，他笑了笑：“听风。”
常孟兰此后再没远行。村小学秋季开学时，他把那面旗借给老师，用作国防教育的教材。孩子们围着旗帜叽叽喳喳，他坐在操场边，像看收成一样满意。闲聊时，有人问他年轻时最难忘什么，他思忖片刻，说：“难忘军号。它一响，命就有了方向。”
时间没有给英雄加冕的绶带，却把答案一点点还给了坚持的人。那些埋在壕沟里的真情、埋在岁月里的枪声，在他找到老部队的那一刻，都有了归宿。至于待遇、荣誉、掌声——都不如那句“请首长指示”来得真切，也来得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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