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的上海,冷得像个冰窖。

提篮桥监狱的太平间里,空气都是凝固的。

一个穿着黑色旧棉袄的中年女人,正低头看着台子上那具已经瘦脱相的男尸。

这男的因为“反革命”在里面蹲了三年,人早就不成样了,狱警都有点担心她认不出来。

可这女人一滴眼泪没掉,只是伸手抓起尸体的一只手,那是她最熟悉的手——当年这只手签过巨额支票、摸过顶级名牌,也牵着她走进过教堂。

确认无误后,她掏出手绢盖住死者的脸,冷冷地扔出一句:活得长短无所谓,但这三年你是真白活了。

处理完后事,她就像个没事人一样,照常抹口红、上班、刷马桶、写检查。

这女人就是郭婉莹,当年上海滩著名的永安百货“四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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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提郭婉莹,都爱贴个“优雅”的标签,觉得她是那种喝着下午茶、穿着旗袍摆拍的贵妇。

但我翻了这么多年故纸堆,必须要说句大实话:如果你只看到了她的优雅,那你根本没看懂这个狠人。

要把这事儿说明白,咱们得把进度条拖回1928年的北京。

那年郭婉莹19岁,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按理说,像她这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剧本早就写好了:嫁个门当户对的官二代,相夫教子,安稳一辈子。

她爹给她选的未婚夫叫艾尔伯德,留美博士,家里有权有势,典型的“国民老公”配置。

但这桩婚事,坏就坏在一箱袜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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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伯德从美国回来,兴冲冲地给未婚妻带礼物,打开一看,是一箱子玻璃丝袜。

这哥们儿还特得意地补了一句:“这可是美国名牌,结实着呢,穿一年都不带坏的。”

就这一句话,直接让郭婉莹下头了。

大家得知道,这姑娘是在悉尼的大别墅里长大的,缺的是袜子吗?

她缺的是那个能跟她灵魂共振的人。

一个盯着“袜子耐不耐穿”的男人,注定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那日子一眼就能望到头。

郭婉莹当场就要退婚。

这下把那位公子哥惹毛了,直接掏出一把枪抵着自己太阳穴,玩起了“不嫁我就死给你看”的戏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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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般小姑娘早吓尿了,可郭婉莹呢?

她就那么冷冷地看着,说了一句神一般的话:你现在开枪,杀的不光是你自己,更是把你未来所有的可能性都给毙了,你自己看着办。

枪当然没响,婚也退得干干净净。

这事儿就能看出来,郭婉莹骨子里就是个顶级赌徒,她宁可要一种危险的精彩,也绝不凑合一种无聊的安全。

为了这种“精彩”,她后来选的老公吴毓骧,简直就是个“高风险资产”。

这人是林则徐的后代,清华、麻省理工的高材生,但更是一个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这哥们儿有多不靠谱?

郭婉莹在医院难产,疼得死去活来,他在外面通宵打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的时候,他还能把最后一点钱拿去买只猴子回家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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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绝的是,老婆怀二胎,他竟然跟个年轻寡妇搞在了一起。

这要是放在现在的微博热搜,绝对是全民劝离的节奏。

但郭婉莹的操作,直接让所有人闭嘴。

她没撒泼打滚,也没搞什么“原配打小三”的戏码,而是带着姐夫直接杀到寡妇家,不吵不闹,客客气气地把老公给“请”了回来。

回家后,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

有人说她这是怂,其实这才是真正的通透。

她当初选这个有趣的“混蛋”,就知道会有风险。

既然要维持这个家的体面,她就有本事把这盘烂棋下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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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恐怖的情绪控制力,才是她后来能扛过大风大浪的底牌。

等到50年代末,时代的浪潮打过来,郭婉莹的命运直接来了个自由落体。

一夜之间,郭婉莹从“四小姐”变成了“反革命家属”。

家产全部抄没,她还得替死鬼丈夫还债。

为了填这个窟窿,她把首饰、瓷器、甚至是当年的婚纱全卖了。

带着孩子从大洋房搬进了7平米的亭子间。

那屋顶破了个大洞,冬天西北风呼呼往里灌,早上醒来脸若冰霜,那是真结了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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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尊严被按在地上摩擦。

60年代,她被下放到农村改造。

组织上给这位“金枝玉叶”安排的活儿极具羞辱性:刷马桶、喂猪、挑河泥。

在青浦乡下,她住的是鸭棚,不仅要闻着那股恶臭,还得把装满大粪的木桶运到河边洗。

刚开始,她连手往哪放都不知道,但没过多久,这位大小姐就练出来了:马桶刷得比脸盆还干净,挑着几十斤重的河泥还能健步如飞。

那时候,上海淮海路有栋楼叫“自杀大楼”,很多像她这样背景的人,受不了这种落差,排着队往下跳。

但郭婉莹从来没动过这个念头。

多年后有人问她怎么熬过来的,她笑着说:那些劳动挺好的,帮我保持了苗条的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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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听,这就是境界。

所谓的贵族精神,不是穿金戴银,而是脸被按在泥坑里,只要脖子没断,就要在泥里开出一朵花来。

她在农场喂猪的时候,照样穿着干净整洁的旗袍;让她去街上卖西瓜,她坐得笔直,不像个小贩,倒像是在参加剪彩;甚至在连烤箱都没有的日子里,她用煤球炉子也要给孩子烤出彼得堡风味的蛋糕。

1976年后,风头过了,郭婉莹的生活终于回到了正轨。

她被请去大学教英语,那时候她已经满头白发,但那股子精气神,让很多年轻人都觉的自愧不如。

直到1998年,90岁的郭婉莹走到了终点。

去世前一天,她还坚持自己洗漱、化好妆,干干净净地躺在床上。

她最后的决定是把遗体捐给上海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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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医学院的学生们站在解剖台前,面对这位曾经的“永安四小姐”时,可能没人知道这具躯体经历过怎样的波澜。

但在那一刻,她仿佛又回到了多年前那个面对枪口依然敢说“不”的少女,那个在寒风中刷马桶却依然挺直脊梁的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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