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曾为爱国学生免费辩护、拒绝汪伪诱惑的上海名律师，竟然在抗战胜利后，为侵华元凶冈村宁次作无罪辩护！
这桩震惊世人的抉择，让他从民族英雄的巅峰跌落，晚年饱受唾弃、家破人亡，最终客死他乡。
他为何要这么做？
1932年复旦还给他补了个名誉法学博士，这种荣誉不是随便给的。
他娶的女人也不简单，虞洽卿的女儿虞澹涵，这门亲事让江一平一脚踏进上海滩的顶层圈子。
虞洽卿是上海总商会的大佬，一句话能让租界震三震的人物。
有了这层关系，江一平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当华人委员，在上海律师公会当常委，东吴、复旦、上海法政大学的校董职务一个接一个。
抗战前那些年，他手里的案子从地下党员黄慕兰到"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还推动了中国第一个女权案，这在当时可不是随便哪个律师能碰的领域。
1937年日军打进上海，汪精卫伪政府开价司法部部长拉拢他。江一平拒绝了，带着家人从香港转道重庆，在国民参政会当参政员，还兼着复旦大学副校长。
这段经历后来成了他爱国标签的一部分，可没人想到，这个标签撕下来的时候会连皮带肉。
冈村宁次这个名字，沾着的中国人血能染红整条长江。
1932年一二八事变是他指挥的，济南惨案有他的份，三光政策是他在华北推行的铁律。1942到1943年那场大扫荡，华北一百万老百姓死在他主导的屠杀里。
1944年他当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武汉会战、桂林柳州战役都是他的手笔。按理说这种甲级战犯，抓住了直接拉到国际法庭，等着的只有绞刑架。
可蒋介石看上的是冈村宁次的军事经验和日军剩下的装备。国共内战打得正凶，他需要这些东西对付共产党。
明着放人不行，就得演一场戏，找个有名望的律师给冈村宁次做无罪辩护，把这场审判变成走过场的闹剧。
国民政府的高官找到江一平时，开出的条件够诱人——巨额报酬，高官厚禄，战后的政治资本。
江一平的父亲听说这事，气得拄着拐杖骂他，说要是敢给日本鬼子辩护就断绝父子关系。妻子虞澹涵也摊牌，威胁要离婚。
可江一平最后还是接了这个案子，有说法是他被拿家人安全威胁，也有人说他是被权力和金钱收买。
不管哪种，1948年8月23日上海军事法庭开庭那天，他穿着笔挺的西装站在辩护席上，全场都炸了。
检察官念冈村宁次罪行的时候，旁听席上一千多人攥着拳头，恨得牙根直痒。
江一平却在法庭上说冈村宁次在华北给农民发过棉布，打击过奸商，做了不少"爱民的事"。这话一出口，"汉奸""卖国贼"的骂声此起彼伏，法警冲过来才勉强压住场面。
他接着拿国民政府准备好的"证据"，把侵略说成维持秩序，把抢劫说成善政，三光政策和大屠杀这些实打实的罪行一个字都不提。
1949年1月26日第二次开庭，江一平和另一个辩护律师杨鹏都没敢露面。审判长石美瑜本来想判死刑，汤恩伯直接施压，最后只能宣布冈村宁次无罪释放。
这个战犯没几天就被秘密送上船，逃回了日本横滨。
五个法官里只有三个签了字，石美瑜的名字没出现在判决书上，这本身就说明这场审判有多荒唐。
判决一出，全国舆论炸开了锅，江一平以前教过的学生在街上碰见他就骂，同行公开划清界限，报纸上怎么难听怎么写。
他父亲气得中风住院，临死前还在念叨没有江一平这个儿子。虞澹涵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从此再没联系。
律师事务所从门庭若市变得冷冷清清，连咨询的人都没有，半夜还有人砸他家玻璃。
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江一平跟着国民党跑到台湾，以为之前承诺的高官厚禄能兑现，现实狠狠打了他一巴掌。
1950年他短暂当过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高级教官，因为舆论压力太大很快被解职，之后所有职务都被罢免，政府不给安排工作，也没生活保障。
在台湾的二十多年，江一平成了人人躲着的瘟神。
以前的朋友见了他绕着走，没有一家律所愿意聘用他。1961年冈村宁次专程跑到台北看他，感谢当年的辩护。
消息传出去，有人跑到他家门口喊"汉奸滚蛋"，还有人往门口泼脏水。他在台北租了间破房子，漏雨透风，只能把西装、怀表这些值钱东西拿去当铺换钱。
邻居知道他是"给战犯辩护的汉奸"，没人愿意跟他说话。他每天一个人待在屋里，偶尔出门买点吃的，身影又单薄又孤单。
有记者想采访他，都被拒绝了，他再也没在公开场合说过一句话，也没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过。
1966年9月2日，冈村宁次在东京病死，活了八十二岁。五年后的1971年10月15日，七十三岁的江一平在台北那间破屋里的睡梦中去世，房东发现时他已经死了好几天。
只有一个旧友帮他料理后事，没有葬礼，没有悼念的人，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
这个曾经在五卅运动中为学生免费辩护、拒绝伪政府高官厚禄、推动女权案的名律师，最后落了这么个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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