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立国长达189年的王朝，它几乎与两宋（北宋和南宋）相始终，并且与当时的辽、金等强权分庭抗礼，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西北“小霸王”。然而，这样一个存续了近两个世纪的政权，在今天的大众视野里，却几乎毫无存在感，仿佛一段被历史剪掉的胶片。
它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
这个王朝，就是西夏。
夹缝中的“小国”
要理解西夏为何被遗忘，我们首先得回到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看看它在当时的“朋友圈”里，究竟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西夏正式建国是在公元1038年，由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建立，直到1227年被蒙古所灭。
在这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它的邻居可都是当时东亚大陆上的重量级选手：北宋、辽、南宋、金。西夏就卡在这些巨头之间，在今天的宁夏、甘肃、陕西北部等地，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你可能会想，能在这样的强邻环伺下生存近两百年，西夏肯定不是什么善茬。
事实也的确如此，它兵强马壮，时而向宋称臣，时而与辽结盟，时而又和金国打得不可开交，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懂得地缘政治和生存之道的政权。
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在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正统”。什么叫正统？简单说，就是谁才是这片土地上公认的、合法的主要统治者。通常，由汉族建立、占据中原、实现或致力于实现大一统的王朝，才会被后世史官承认为“正统”。
那么，我们来看看后来修史的元朝是怎么做的。蒙古人灭掉金、南宋、西夏之后，开始给前朝修史。
他们修了《宋史》、《辽史》、《金史》，唯独没有给西夏单独立一部《西夏史》。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元朝史官看来，宋、辽、金这三家，无论谁是谁非，都曾经是中原或北方广袤土地的主人，有资格进入“正统”王朝的序列。而西夏呢？它被看作是一个盘踞在西北的割据势力，一个“非主流”。
因此，西夏的历史，只能被零零散散地塞进《宋史》、《辽史》和《金史》的《外国列传》或《夏国传》里。这就好比一场盛大的晚会，宋、辽、金都是主角，而西夏，只是一个偶尔被提及的“相关人士”。
在这些正史的记载中，对西夏的定位也充满了偏见。比如《金史·西夏传》开篇就直接评价说：“夏，小国也。”
这种在官方史书上的“降级处理”，是西夏被遗忘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来自蒙古铁蹄的“物理”抹杀
如果说，被正史“开除”是一种话语权上的“软抹杀”，那么西夏接下来遭遇的，就是一场彻彻底底的“物理抹杀”。而执行这场抹杀的，正是那个后来拒绝为它修史的蒙古。
刚才我们提到，西夏是在1227年灭亡的。它的灭亡过程，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幕之一。
蒙古的崛起，对当时所有政权都是一场噩梦，西夏也不例外。从1205年开始，不可一世的成吉思汗，一生中先后六次亲征西夏，这个频率和决心，足以看出西夏的顽强和蒙古人对其的憎恨。
西夏军民的抵抗异常激烈，让蒙古军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说，成吉思汗本人就是在最后一次征伐西夏的过程中，因坠马受重伤，最终病逝于六盘山下。虽然这个说法在史学界有争议，但西夏是块难啃的硬骨头，这是公认的事实。
这种顽强的抵抗，最终招致了毁灭性的报复。
1227年，西夏末代皇帝投降后，蒙古大军对西夏的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以及西夏全境，展开了毁灭性的屠戮和破坏。根据一些史料的零星记载，蒙古人下令“殄灭无遗”，将西夏的皇族、贵族几乎屠杀殆尽，城市被焚毁，宫殿被夷为平地。
这就造成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史料的真空。一个国家，尤其是其统治阶层被肉体消灭，那么承载这个国家记忆的载体，人和文字记录，就同时消失了。
后来的元朝史官即便想给西夏修史，恐怕也找不到多少来自西夏官方的第一手资料了。他们只能依靠宋、辽、金等“敌国”或“邻国”的记载来拼凑，其客观性和完整性可想而知。
“天书”的密码
话语权被剥夺，史料被焚毁，这已经足够让一个王朝变得模糊。但压垮西夏历史传承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它最引以为傲的文化创造，西夏文字的消亡。
为了巩固统治，彰显民族独立性，开国皇帝李元昊下令仿照汉字，创造了一套属于党项人自己的文字，这就是“西夏文”。
这套文字结构复杂，笔画繁多，外形方正，看起来和汉字很像，但你一个字都不认识。
在西夏国内，从官方文书、法律条令到文学创作、佛经翻译，都广泛使用这种文字。可以说，西夏文是解读西夏文明的唯一钥匙。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种独特性极强的文字，也为西夏文明的传承埋下了巨大的隐患。随着西夏被蒙古灭国，党项族人或被屠杀，或被强制同化，流散各地。
在失去了国家政权的保护后，这套复杂难学的西夏文字，在民间迅速失去了生命力。不过短短一两代人的时间，它就从一门官方语言，沦为无人通晓的“死文字” 。
可以想象一下：几百年后，明清时期的学者或普通人，偶然发现一块刻着西夏文的石碑，或者一本写满西夏文的经书，他们面对的，完全就是一本无法破译的“天书”。这些文字记录了西夏的法律、艺术、宗教和日常生活，但因为失去了钥匙，后人只能隔着一扇紧锁的大门，徒劳地猜测门后的景象。
文化的隔绝，是比刀剑更可怕的遗忘工具。
当一种文明的载体，文字，死亡之后，这个文明也就陷入了长久的沉睡。没有了能够阅读和传承这些记录的后人，西夏的历史，就如同被锁进了密码箱，静静地躺在历史的角落里，等待着百年之后，甚至千年之后，有人能够偶然找到那把遗失的钥匙。
湮没的辉煌
实际上，在它近两百年的历史中，西夏创造了极其灿烂和独特的文明。
西夏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在佛教文化上的造诣。西夏历代皇帝都笃信佛教，将其奉为国教。
他们曾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将浩如烟海的汉文和藏文佛教经典，翻译成西夏文，刊印成《西夏文大藏经》。这是一项无比浩大的文化工程，其意义不亚于唐代玄奘西天取经。
更令人惊叹的是，西夏在印刷技术上的领先地位。我们都知道，北宋的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只有文献记载，却缺少早期活字印刷的实物证据。
然而，20世纪在宁夏贺兰山和甘肃武威出土的西夏文佛经，经过专家鉴定，被确认为是用木活字印刷的。其中一些印本的年代，甚至可能早于我们传统认知中活字印刷术广泛应用的时期。
除此之外，西夏的绘画、雕塑、建筑艺术也极具特色。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地，都保存着大量西夏时期的壁画和塑像。
这些艺术作品融合了汉、藏以及西夏本民族的风格，色彩浓烈，形象独特，展现出一种雄浑而神秘的美感，是中华艺术宝库中一朵独特的奇葩。
这些埋藏于黄沙之下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明白，西夏的“被遗忘”，是历史的巨大损失。
它的沉默，不是因为平庸，而是因为它的声音被太多不可抗力所淹没了。
百年孤独后的回归
历史，终究会留下痕迹。西夏在经历了长达六百多年的沉寂之后，终于在20世纪初，迎来了重见天日的机会。
转机的到来，充满戏剧性。
19世纪初，有学者在甘肃武威的一座寺庙里，发现了一块刻有两种文字的石碑，《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碑的一面是汉文，另一面就是那种无人能识的“天书”，西夏文。
这块汉夏双语碑，就像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罗塞塔石碑”，为后人打开了通往西夏文世界的第一道门缝。
而真正引爆西夏研究的，是20世纪初的一次考古大发现。
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根据一个蒙古向导的指引，在中国内蒙古额济纳旗的沙漠深处，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
这座被称为“黑水城”的古城，正是西夏时代的重要军事和文化重镇。
科兹洛夫的团队在黑水城遗址的一座佛塔里，发掘出了数以万计的文献、书籍、绘画和文物。
这批宝藏中，绝大多数都是西夏文写本和印本，内容涵盖了法律、军事、社会、文学、宗教等方方面面。
这批“黑水城文献”的出土，瞬间让神秘的西夏变得鲜活和具体起来。一个失落的文明宝库，就这样被重新打开了。
从此，一门新的国际性学科，“西夏学” (Tangutology) 诞生了。
全世界的学者，包括中国的罗振玉、王静如、李范文等几代学人，都投身于这门绝学之中，他们像侦探一样，通过解读这些“天书”，一点点地复原西夏王朝的真实面貌。
从一块石碑，到一座古城，再到一个学科的建立，西夏，这个孤独了几个世纪的王朝，终于踏上了回归主流历史视野的漫漫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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