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那个晚晌，甘肃高台县城的风跟刀子似的刮，气温低得吓人，也就是零下二十多度吧。
南门吱呀一声开了，出来一辆拉着牛粪和烂草的板车，那味儿冲得负责盘查的马家军士兵直捂鼻子，挥挥手就让赶紧滚蛋。
这帮大头兵做梦也想不到，就在这堆臭气熏天的玩意儿底下，藏着后来共和国的一位开国大校。
当时张力雄左腿上的伤口都被弹片撕开了，血水往外渗，可他愣是一声不敢吭，连呼吸都得压着频率。
这就叫命悬一线，稍微喘口气儿大一点，脑袋就得搬家。
说起高台保卫战，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就是个历史名词，但你要是去翻翻当年的档案，那简直就是地狱模式。
当时的红五军就是座孤岛，军长董振堂带着弟兄们死守，对面是马步芳、马步青那帮杀人不眨眼的骑兵。
这帮“马匪”不光装备好，还是主场作战，红军呢？
每个人手里的子弹平均不到五发。
张力雄那时候就在城头，手榴弹扔光了咋办？
拆城墙砖头砸，甚至拿冻得硬邦邦的尸体当掩体。
这不是打仗，这是拿着人肉往绞肉机里填。
城破那天，董军长打光最后一颗子弹殉国，全城红军几千号人，几乎全折在里面了。
张力雄能活下来，真的就是撞了大运，再加上那股子不想死的犟劲儿。
巷战打散了以后，他拖着那条废腿在胡同里乱钻，要不是碰上个叫柴维仁的老乡，冒死把他拉进夹墙里藏着，他早就在马家军的屠刀下凉透了。
在那个夹墙里憋了三天三夜，外头是搜捕的枪声和惨叫，里头是钻心的疼和饿。
就在精神快要崩溃的时候，支撑他没咽气的，居然不是恐惧，而是三年前在瑞金的一个画面。
把时间倒回去，1934年的张力雄还是个愣头青。
全军开大会，他为了看一眼毛主席，耍小聪明溜出礼堂当“门神”。
主席出来的时候，他那一嗓子“报告”把警卫员都吓一跳。
主席一听他是福建上杭才溪乡的，眼睛立马亮了，毕竟那是主席搞过调研的地方。
就那一局“才溪模范乡啊，要多立功”，像个符咒一样刻在他脑子里了。
那种时候，信仰这东西比盘尼西林还管用，它是能把人从阎王爷手里拽回来的硬通货。
也就是这句话，让他在高台的死人堆里爬了出来：功还没立呢，哪能就这么死了？
从高台逃出来以后，张力雄这命也是真硬。
靠着讨饭、吃草根，拖着伤腿走了十几天，直到在倪家营子撞见西路军副总指挥徐向前。
徐帅握着他冰凉的手说了一句“人没倒，旗还在”，这个铁打的汉子当场就破防了，哭得稀里哗啦。
后来的日子里，不管是抗日战争在太行山，还是淮海战役在双堆集，他就像开了挂一样，把一个缺编团带成了主力师。
每一次冲锋，感觉都是在给当年高台牺牲的兄弟们报仇。
最有意思的是1975年，这事儿简直就是个神级闭环。
那时候距离瑞金一别都过去41年了，中央军委的一份名单送到毛主席案头。
主席那时候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可在台灯下看到“张力雄”这三个字的时候，笔突然停住了。
旁边人还以为名字写错了，结果主席喃喃自语说：“这个人，我早年见过。”
四十一年啊，中间隔着长征、抗日、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多少人脸都模糊了，可主席居然记住了那个在门口堵他的小战士。
这种跨越几十年的记忆力，不是脑子好使，是当年的苦日子在骨头上刻下了印。
1955年全军授衔的时候，张力雄被定为大校。
当时好多老部下替他喊冤，觉得凭他在西路军的资历，挂个少将绝对没问题。
但张力雄特别淡定，跟没事人似的。
你想啊，一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还在乎那个豆豆多一颗少一颗？
他常跟人说，主席让他多立功，没说让他多争衔。
能活着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来，本身就是对那三千多冤魂最大的交代，还要啥自行车？
不过这老爷子心里一直有个疙瘩，就是那个救他一命的老乡柴维仁。
直到1984年，他费了好大劲才联系上高台县，听说恩人还在，激动得手都在抖。
又是备厚礼又是写长信，想着这回终于能报恩了。
谁知道老天爷就爱开玩笑，就在联系上没多久，柴维仁老人走了。
这一走，两个老人的见面成了永远的遗憾。
其实回过头来看，张力雄的故事不光是个人的传奇，那是整整一代人的缩影。
咱们现在看这段历史，不是为了猎奇他怎么钻的粪车，而是得琢磨琢磨，到底是啥力量让他们在绝境里不躺平？
或许就像他晚年写的那几个字“红军万岁”一样，那个在瑞金礼堂门口敬礼的青年，一直就没老去。
1999年，张力雄最后一次回到高台，在烈士纪念碑前坐了整整一下午，那是他在陪战友们说话。
参考资料：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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