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40岁会发现，同样是失业，可有老婆与没老婆那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天塌下来的感觉，是先砸在男人的脊梁骨上。
我的天，是今天早上九点半，在公司那间能看见半个城市CBD的玻璃会议室里，塌下来的。
HR总监，一个平时见面会笑着喊我“林哥”的女人，今天脸上没一点笑模样。
她把一份文件推过来，纸张滑过桌面，发出轻微又刺耳的摩擦声。
“林哥，公司今年的降本增效计划，你是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
上个礼拜，我还跟几个部门经理在饭桌上，借着酒劲儿一起骂这个狗屁计划。
我说，这不叫降本增效，这叫卸磨杀驴。
谁能想到，磨还没卸完，驴就先是我自己。
我看着那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面我的名字，林建国，三个字打印得规规矩矩，像给我下的判决书。
“补偿方案是N+1，”她顿了顿，好像在照顾我的情绪，“考虑到您在公司服务的年限，我们争取到了最好的条件。”
争取。
这两个字，听着像施舍。
我今年四十二，从这家公司成立的第二年就进来，一待就是十五年。
从一个能扛着服务器机箱一口气上五楼的小伙子，熬成了一个体检报告上比K线图还难看的中年人。
十五年，换一句“最好的条件”。
我没说话，只是拿起那支笔。
笔是公司发的，廉价的圆珠笔，握在手里，塑料的触感，有点滑。
我签了字，字写得有点抖。
不是怕，是气。
是一种被人从根上拔起来的，无处着力的气。
走出公司大门，下午两点的太阳，明晃晃地照在玻璃幕墙上，刺得人眼睛疼。
我站在路边，掏出手机，想叫个车。
打开软件，定位还在公司楼下。
目的地呢？
回家？
我脑子里第一个闪过的念头，竟然是有点害怕。
怕什么？
怕面对许琳。
许琳是我老婆。
我们结婚十五年，女儿上初中。
我负责赚钱养家，她负责照顾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
我是这个家的顶梁柱。
现在，柱子，要塌了。
我拿着手机，在路边站了足足十分钟。
车来车往，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好像就我一个，被这个飞速旋转的城市给甩下来了。
最后，我还是没叫车。
我走到地铁站，挤上了晚高峰的地铁。
车厢里，人挤着人，汗味、香水味、盒饭味混在一起。
我被挤在一个角落里，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黑暗，感觉自己就像一颗被磨掉棱角的石子，滚在人潮里，身不由己。
十五年前，我刚来这个城市，也是这样挤地铁。
那时候觉得，只要肯拼，总有一天能出人头地。
现在我四十二了，拼了十五年，结果是，我又回到了原点。
不，比原点还糟。
原点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现在，我是一个家的天。
天，要塌了。
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七点。
用钥匙开门的时候，我的手，又有点抖。
门一开，一股饭菜的香味就扑面而来。
是红烧肉的味道，我最爱吃的。
许琳的拿手菜。
“回来啦？”
许琳从厨房里探出头，她围着围裙，头发随意地在脑后挽了个髻，几缕碎发贴在额头上。
“今天怎么这么晚？乐乐的作业都写完一半了。”
乐乐是我女儿。
我“嗯”了一声，换鞋，把包放在玄关的柜子上，动作有点僵硬。
“怎么了？看你脸色不对，”许琳走过来，接过我的外套，“开会开累了？”
她总是这样，能第一时间察觉到我的情绪。
我看着她，看着她那张熟悉的、不施粉黛的脸，喉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那句“我失业了”，在嘴边滚了几滚，就是说不出口。
“没事，”我挤出一个笑，“就是有点累。”
“累就快去洗手吃饭，”她把我的外套挂好，推着我往餐厅走，“今天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还有清炒的西兰花，解解腻。”
餐桌上，两菜一汤，冒着热气。
乐乐已经坐在桌边了，正拿着平板看动画片。
“爸，回来了。”她头也不抬。
“嗯，作业写完了？”我问。
“快了。”她敷衍地答。
我坐下来，看着眼前的饭菜，一点胃口都没有。
许琳给我盛了碗饭，递到我面前：“怎么不吃？不合胃口？”
“不是，”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
肉炖得很烂，入口即化，是我熟悉的味道。
可今天，这肉嚼在嘴里，却像一块蜡，又苦又涩。
我强忍着咽下去，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爸，我们下个礼拜要交学杂费，还有补习班的费用，一共三千二，”乐乐终于放下平板，看着我，“老师说要交现金。”
“知道了。”我说。
我的声音有点干。
三千二。
以前，这三千二，就是我一天多的工资。
现在，这是我全部的积蓄，减去不知道多少钱之后，剩下的一个数字。
许琳坐下来，给我夹了块西兰花：“对了，今天我逛街，看到一件外套挺适合你的，就是有点贵，要一千多，我没舍得买。”
她看着我，眼神里带着点试探，像个等着糖果的孩子。
换作平时，我肯定会大手一挥：“喜欢就买！”
可今天，我只能低下头，扒拉着碗里的饭：“嗯，先不买了，家里……用钱的地方多。”
许琳的筷子，在空中停了一下。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饭桌上的气氛，瞬间就冷了下来。
只有乐乐的平板里，还传出动画片叽叽喳喳的声音。
这顿饭，我吃得如坐针毡。
每一口饭，都像在吞玻璃渣。
晚上，许琳洗完碗，在客厅看电视。
我一个人躲在书房里，关上门。
我打开手机银行，看着账户里的余额。
数字，像个嘲讽的笑脸。
我算了一笔账。
房贷，一个月一万二。
女儿的补习费，一个月三千。
家里的生活费，水电煤气物业费，杂七杂八，最少也要四五千。
还有人情往来，偶尔的突发情况……
我以前从不算这些账。
钱花完了，下个月工资就到账了。
现在，这本账，像一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靠在椅子上，看着窗外城市的灯火。
每一盏灯后面，都是一个家。
而我的家，这盏灯，还能亮多久？
我不知道。
我甚至不敢去想，明天早上，我该如何跟许琳开口。
是像往常一样，穿上西装，提着包，假装去上班？
还是……
我不敢想。
我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在这个家里，第一次，感到了彻骨的恐惧。
这种恐惧，不是怕死，不是怕穷。
是怕，自己撑不起这个家了。
怕自己，让许琳和乐乐失望。
我，林建国，一个自以为是的顶梁柱，原来，这么不堪一击。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
或者说，我几乎一夜没睡。
天刚亮，我就起来了，洗漱，刮胡子，换上西装。
许琳醒来的时候，我已经穿戴整齐地坐在客厅了。
她揉着眼睛，从卧室出来：“今天怎么这么早？”
“嗯，公司有点事，要早去处理。”我说。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
“哦，”她没多想，“那早饭……”
“我在路上买点吃就行。”我飞快地接话。
我怕再待下去，我会露馅。
我几乎是逃也似的出了家门。
门在身后关上，隔绝了里面的温暖和熟悉。
我站在走廊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去哪儿呢？
我提着公文包，里面装着昨天签的那份文件，像个游魂一样下了楼。
清晨的小区，很安静。
只有几个老人在晨练。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走到小区门口的早点摊。
老板娘正忙着炸油条，油锅里滋啦滋啦响。
“林先生，这么早啊？”她笑着跟我打招呼。
她是认识我的。
住了十几年的小区，街坊邻居，都脸熟。
“嗯，早。”我勉强笑了笑。
“还是老样子？豆浆油条？”
“好。”
我付了钱，拿着早点，坐在摊子旁边的塑料凳上。
周围是和我一样的男人，穿着工装，或者像我一样穿着西装，匆匆地吃着早饭，然后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
只有我，一个异类。
一个没有班可上的“上班族”。
我把油条泡进豆浆里，热气熏得我眼睛有点发酸。
我想起以前，许琳也经常在这里给我买早饭。
她会叮嘱老板娘：“油条炸脆一点，我家老林喜欢脆的。”
她会记得我不吃香菜，豆浆里从来不放。
这些点点滴滴，以前我从来没放在心上。
觉得是理所当然。
现在，这些琐碎的细节，像一把把小刀，扎在我的心上。
吃完早饭，我不知道该去哪儿。
我去了公园。
像个退休的老头一样，在公园里坐着，看别人遛狗，看小孩玩耍。
我看着那些奔跑的孩子，想到了乐乐。
乐乐的补习班，是这个城市里最好的之一。
一年好几万。
我以前总跟别人吹牛，说我女儿上的起最好的学校，上的起最好的补习班。
现在，我连下个月的补习费都拿不出来了。
我坐在长椅上，从早上坐到中午。
太阳从东边转到头顶，晒得我头晕。
我给一个猎头朋友，老王，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
“喂？谁啊？”老王的声音带着宿醉的沙哑。
“我，林建国。”
“老林啊，”他打了个哈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你们公司最近又有什么动静？”
“我……”我顿了顿，还是说了出来，“我被裁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嗨，多大点事儿，”老王很快反应过来，语气变得轻松起来，“今年这行情，正常。你把简历发我一份，我帮你看看。”
“我四十二了。”我说。
“四十二怎么了？你这经验，正是好时候。放心，我帮你问问。”
挂了电话，我心里稍微好受了一点。
至少，还有人愿意帮我。
我把修改好的简历，发给了老王。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我开始在网上海投简历。
招聘网站上，那些职位要求，看得我心惊肉跳。
“年龄要求：35岁以下。”
“要求有互联网大厂背景。”
“能接受996工作制。”
一条条，像一道道无形的墙，把我挡在外面。
我投了几十份简历，大部分都石沉大海。
偶尔有几个面试邀约，去了一看，对方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坐在面试官的位置上，用审视的眼光打量着我。
“林先生，您的履历很优秀，但是……我们这个岗位，可能需要更强的抗压能力和精力。”
“林先生，您期望的薪资，和我们这个岗位的预算，有些差距。”
“林先生，您对我们公司的加班文化，怎么看？”
我能怎么看？
我只能笑着说：“没问题，年轻人能拼，我也能。”
心里却在想：我拼得动吗？
每天通勤三个小时，半夜还要回邮件，周末随时待命。
我的腰，我的颈椎，我的发际线，都在抗议。
可我，没得选。
一个星期过去了。
两个星期过去了。
简历投了上百份，面试了五六家，没有一个准信。
我的心态，从一开始的焦虑，慢慢变得麻木。
每天早上，我依然穿戴整齐地出门，在外面晃荡一天，晚上再按时回家。
我像一个演员，每天在许琳面前，演着那出名为“我还在上班”的戏。
这出戏，演得我身心俱疲。
我不敢在家里多待，怕自己会崩溃。
我不敢看许琳的眼睛，怕她会发现端倪。
我不敢在女儿面前流露出半点烦躁，怕影响她的情绪。
这个家，曾经是我最温暖的港湾，现在，却成了我最想逃离，又最不敢逃离的地方。
我，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成了这个家里，最见不得光的秘密。
这天晚上，许琳在给我洗衣服的时候，从我的西装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揉得皱巴巴的纸。
是那张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她拿着那张纸，走到我面前。
她的手，有点抖。
“这是什么？”她问。
声音很轻，却像一声惊雷，在我头顶炸开。
我看着她，看着她那双写满了震惊、疑惑和受伤的眼睛，知道，这场戏，演不下去了。
我所有的伪装，在这一刻，土崩瓦解。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最后，我还是说了。
“我……被裁员了。”
短短五个字，像抽干了我全身的力气。
许琳没哭也没闹，她只是静静地站着，看了我很久很久。
然后，她把那张纸，轻轻放在茶几上，转身走进了厨房。
我听见厨房里，传来压抑的，小声的啜泣。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一个没用的废物。
我坐在客厅里，像个罪人。
过了很久，许琳从厨房出来，眼睛红红的。
她给我倒了杯水，放在我面前。
“吃饭吧，”她说，“菜要凉了。”
那天的晚饭，我们谁也没说话。
饭桌上，安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
乐乐好像也感觉到了气氛不对，吃得很快，吃完就回了自己房间。
饭后，许琳收拾完碗筷，坐到我对面。
“什么时候的事？”她问。
“上个月。”我低着头说。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怕你们担心。”
“怕我们担心？”许琳的声音，第一次带上了尖锐的刺，“林建国，我是你老婆！你不告诉我，让我自己发现，我就不担心了吗？你以为你一个人扛着，就没事了吗？”
“我……”
“你什么你！”她眼泪掉了下来，“你知不知道，我看到那张纸的时候，心都凉了！我以为……我以为你在外面……”
她没说下去。
我明白她的意思。
一个男人，四十岁，突然没了工作，每天还按时上下班，像没事人一样。
任谁，都会往歪处想。
“对不起。”我除了说这三个字，什么也做不了。
“对不起有用吗？”她擦了擦眼泪，“现在怎么办？家里的开销，房贷，乐乐的学费……你想过没有？”
“我想了，”我说，“我一直在找工作，可是……”
我把我的困境，一股脑地全说了出来。
年龄歧视，薪资要求，996……
我说得又快又急，像是在为自己辩解，又像是在发泄。
许琳静静地听着，没打断我。
等我说完，她沉默了很久。
“明天，”她开口，声音已经平静下来，“明天我去找王姐问问，看看她店里还招不招人。我以前在服装店干过，应该能上手。”
“不行！”我立刻反对，“你在家好好的，去上什么班？”
“好好的？”许琳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悲凉，“林建国，家都要塌了，还叫好好的？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扛，这个家，是我们两个人的。”
“你别管了，我能行！”我固执地说。
“你能行？你都找了半个月了，行了吗？”她一句话，把我堵得死死的。
是啊，我没行。
我一个男人，要靠老婆出去工作来养家，这算什么？
我的自尊心，在那一刻，被碾得粉碎。
“总之，不行。”我重复道，语气却软了下来。
“那你说，怎么办？”她问我。
我答不上来。
我们又一次陷入了沉默。
窗外的夜色，浓得像化不开的墨。
这个晚上，我们第一次，分房睡了。
许琳抱着枕头，去了女儿的房间。
我一个人，躺在主卧的大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我感觉，我和许琳之间，出现了一道看不见的裂痕。
这道裂痕，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生活。
生活，才是最锋利的刀。
第二天，我起得更早。
我必须更快找到工作，证明自己。
我像疯了一样，在网上搜索招聘信息，只要是沾边的，就投。
我甚至开始看一些，我以前根本不会考虑的，薪水低，又辛苦的工作。
比如，快递员，外卖员，保安……
我不在乎面子了。
我只要，能赚钱。
能让我老婆孩子，继续过以前那样的生活。
哪怕，让我去工地搬砖，我也认了。
一个星期后，老王给我打来电话。
“老林，有个机会，”他的语气听起来很振奋，“一家创业公司，做新能源的，缺一个运营总监。我觉得你的经验很合适。”
我心头一亮。
“不过……”老王顿了顿。
“不过什么？”
“不过，他们要求，能接受短期外派。可能，要去西北那边的项目，待个一年半载的。”
西北。
离家几千公里。
我犹豫了。
“薪资怎么样？”我问。
“底薪不高，但是有期权。要是公司做起来了，你懂的。”
期权。
画大饼的话术。
我一个四十岁的人，早就过了听饼就饱的年纪。
“我考虑一下。”我说。
挂了电话，我坐在窗边，看着楼下车来车往。
去，还是不去？
去，意味着要和许琳、乐乐分开。
我们结婚十五年，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么长时间。
不去，意味着我可能要继续这样，在家待业，不知道待到什么时候。
晚上，我把这事跟许琳说了。
许琳正在给乐乐检查作业，闻言，手里的笔停了一下。
“你想去吗？”她问我。
“我不知道。”我说的是实话。
“钱，多吗？”她问。
“底薪一般，但是……有期权。”我说出“期权”两个字的时候，自己都觉得有点心虚。
许琳沉默了。
乐乐抬起头，看看我，又看看她妈：“爸，你要去很远的地方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许琳把乐乐的作业本合上，对她说：“你先回房间，我跟爸爸有话说。”
乐乐很乖地走了。
客厅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林建国，”许琳看着我，眼神很认真，“我们结婚十五年了。我想要的，从来不是什么大富大贵。我想要的，就是一个安稳的家，一个能每天一起吃饭的老公。”
“我知道。”我的声音很低。
“如果你去了，我们是能多点钱，可这个家，就剩我跟乐乐了。你觉得，这还是家吗？”
“我……”
“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没工作，在家待着，很没面子？”
她一句话，说中了我的心事。
我猛地抬起头，看着她。
“是。”我承认了。
“所以，你想逃走，对不对？”
我无言以对。
她好像，把我看得透透的。
“林建国，你听我说，”她走到我面前，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暖，“失业，没什么丢人的。现在这个环境，多少人都这样。你不是没本事，你只是运气不好。”
“可是……”
“没有可是，”她打断我，“钱，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我把家里的理财取出来一部分，我再去找个工作，我们省着点花，房贷先还最低额度，撑个一年半载，没问题的。”
“你……”
“你什么你？”她笑了，眼眶却红了，“你是我老公，是乐乐的爸爸。这个家，不能没有你。你哪儿也不许去，就在这儿，我们一起，把这道坎迈过去。”
我看着她，看着这个和我一起生活了十五年的女人。
在这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以前对她的了解，太浅了。
我以为，她只是个需要我保护的小女人。
可实际上，在我撑不住的时候，她可以比我想象的，坚强一百倍。
我的眼泪，终于没忍住，掉了下来。
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在自己老婆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许琳没笑话我，她只是抱着我，轻轻拍着我的背。
“没事的，都会过去的。”
那天之后，我不再假装去上班了。
我开始真正地，面对现实。
我放下了所有可笑的自尊，开始在各种招聘网站上，找那些不限年龄，不限学历的工作。
我开始研究，怎么跑网约车，怎么注册外卖平台。
许琳也行动起来。
她联系了以前的朋友，在一个连锁超市里，找了一份整理货架的工作。
工作不累，但要站很长时间，还要倒班。
她没告诉我，直到她第一天上班回来，脚都肿了，我才发现。
我心疼得不行，让她别去了。
她不肯。
“在家闲着也是闲着，能赚一点是一点。”她说。
看着她疲惫却坚定的脸，我再说不出一个“不”字。
我们两个，像两个上了发条的陀螺，为了这个家，开始疯狂地旋转。
我每天早上，送完女儿上学，就去跑网约车。
我开的是家里的那辆旧车，省油，拉活也方便。
我第一次，在这个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里，像个出租车司机一样，熟悉每一条大街小巷。
我见过凌晨四点，空无一人的街道。
也见过深夜两点，喝得烂醉，吐在后座的年轻人。
我拉过赶着去机场的商务精英，也拉过刚下夜班，满身疲惫的工人。
他们上车，下车，跟我聊几句，然后奔赴各自的生活。
我成了一个旁观者，看着这座城市里，无数人的悲欢离合。
我的心态，也慢慢变了。
不再焦虑，不再抱怨。
只是沉默地，握着方向盘，把每一个客人，安全送到目的地。
然后，赚取那几块，或者十几块的车费。
许琳在超市，每天理货，盘货，一站就是八个小时。
她的手，因为常年搬货，变得粗糙了。
以前，她的手，是用来给我熨衬衫，给女儿梳头发的。
现在，指甲缝里，总有些洗不干净的灰尘。
我们很少有时间坐在一起吃饭了。
通常是，我半夜收车回家，她已经睡了。
桌上，会给我留着饭菜，用碗盖着，怕凉了。
她会给我留一张纸条，字迹很累，很潦草：“饭在锅里热着，记得吃。”
我热了饭，一个人坐在餐厅里吃。
吃着吃着，就想哭。
这种日子，很苦，很累。
但是，很踏实。
我们之间那道看不见的裂痕，在这些琐碎的、无声的支撑里，慢慢弥合了。
甚至，比以前更坚固。
我们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战友。
这天，女儿乐乐的学校，要开家长会。
以前，这种事，都是我去。
因为我在公司是个小领导，时间自由点。
现在……
那天，我正好接了个长途单，要去邻市，要大半天才能回来。
许琳的班，也排满了。
我们俩，在电话里商量了半天。
“要不，你请个假？”我说。
“你请个假？”她说。
最后，还是许琳叹了口气：“算了，我请吧。我那个主管，人还行。”
晚上，许琳回来，情绪不高。
“怎么了？老师批评乐乐了？”我问。
“不是，”她摇摇头，坐在沙发上，“今天开家长会，旁边几个妈妈，都在聊天。”
“聊什么？”
“聊包，聊旅游，聊谁家又换了新车，谁家老公又升职了。”许琳的声音很低，“我坐在那儿，一句话都插不上。”
她顿了顿，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水光。
“建国，我不是羡慕她们。我就是……觉得有点委屈。为你，也为我自己。”
我心里一抽一抽地疼。
我走过去，蹲在她面前，握住她的手。
“对不起。”我说。
这三个字，我说了无数遍。
但这一次，是发自肺腑的。
“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她吸了吸鼻子，“你也不想这样。”
“会好起来的，”我说，“一定会的。”
我安慰她，也像在安慰自己。
为了这句话，我必须更努力。
我开始试着，在跑车的间隙，做一些小生意。
我批发了一些矿泉水和饮料，放在后备箱，卖给堵在路上，或者去机场赶时间的客人。
虽然赚得不多，但每一笔，都是额外的收入。
我还开始研究，怎么在短视频平台，做一个账号。
我把我跑车的见闻，拍成一些简短的小故事。
比如，今天遇到了一个要去见病危父亲的年轻人，一路上都在哭。
比如，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了省钱，坐了我的车，又舍不得，跟我砍价。
我把这些真实的故事，配上我自己的旁白，发到网上。
没想到，还真有一些人看。
我的粉丝不多，但每天都有增长。
有人在评论区留言：“大叔，你的声音很温暖。”
“大叔，你的故事很真实。”
“大叔，加油！”
看着这些评论，我第一次，从这个不起眼的小事里，找到了一点价值感。
我不再是那个被裁员的中年废物林建国。
我是一个，用方向盘记录城市故事的司机。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转眼，三个月了。
这三个月，我们家，像是经历了一场地震，然后，又在废墟上，重新建立起了新的秩序。
我们卖掉了那辆开了多年的旧车，换了一辆便宜的国产新能源车，用来跑网约车，电费便宜。
我们退掉了女儿那个昂贵的英语外教班，换成了性价比更高的线上小班课。
我们减少了所有不必要的开销，过起了精打细算的日子。
生活，好像不如以前光鲜了。
但家里的笑声，却多了。
乐乐很懂事，她不再吵着要最新款的手机，也不再跟同学攀比名牌鞋。
她会在我半夜回家的时候，给我倒一杯温水。
她会帮许琳，一起洗碗。
她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
这天晚上，许琳提前下了班，做了我最爱吃的红烧肉。
我们一家三口，难得地，准时坐在了餐桌前。
电视里，放着新闻联播。
许琳给我盛了碗饭，笑着说：“今天超市盘点，我算账算得又快又准，主管夸我了，还说要给我涨工资。”
“真的？”我高兴地说。
“当然了，”她有点小得意，“我可不是吃闲饭的。”
“妈最厉害了！”乐乐拍着手说。
“就你嘴甜，”许琳笑着点了点她的鼻子，“快吃，吃完作业写完，早点睡。”
“知道啦！”
看着她们母女俩，我端起碗，大口地扒着饭。
今天的红烧肉，味道好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香。
晚上，女儿睡了。
我和许琳，坐在阳台上，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
“建国，”许琳靠在我肩膀上，“你看，这城市的灯，真亮。”
“嗯。”我搂着她。
“你说，我们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呢？每天急急忙忙的，都没好好看过。”
“是啊，”我感慨道，“以前，总想着往上爬，住更高的楼层，看更远的风景。现在才发现，最好的风景，就在身边。”
许琳没说话，只是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
过了一会儿，她轻声说：“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
“什么？”
“我……把我们结婚的金镯子，给卖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那个金镯子，是她妈给她的嫁妆，她宝贝得不得了，平时都舍不得戴。
“你……”
“别紧张，”她抬起头看我，“卖的钱，我存了一张定期，没动。剩下的，我拿来报了个会计班。”
“会计班？”
“嗯，”她眼神亮晶晶的，“我想了，不能一直干体力活。我还年轻，学点东西，以后说不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等你以后东山再起了，我还能给你当个财务总监呢。”
我看着她，在月光下，她的脸，好像会发光。
这个女人，在我最落魄的时候，不仅没有离开我，还在默默地，为我们这个家，规划着未来。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只能，把她紧紧地，拥进怀里。
“许琳，谢谢你。”
“傻瓜，”她在我怀里，声音闷闷的，“我们是夫妻啊。”
是啊，夫妻。
这两个字，在四十岁这一年，我才真正懂得它的分量。
它不是风花雪月，不是甜言蜜语。
它是柴米油盐，是同舟共济。
是你摔倒了，我扶你一把。我累了，你给我靠一下。
过了几个月，老王又给我打了个电话。
还是之前那家新能源公司。
“老林，上次那个事儿，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
“你先别急着拒绝，”老王说，“我跟他们老板聊了，他看了你的简历，很感兴趣。他说，可以不用外派，但是，薪资要降一降。而且，前期会很辛苦，要跟着公司一起从头打拼。”
“降多少？”我问。
“大概是你以前工资的七成。”
七成。
比我现在跑车，要稳定。
而且，是回到了我熟悉的行业。
“我干。”我没有丝毫犹豫。
“想好了？”
“想好了。”
挂了电话，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知道，这不是结束。
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
薪水降了，家里的生活水平，可能暂时回不到从前。
但是，没关系。
我已经找回了我的位置。
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男人，该有的位置。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买了一瓶红酒，和一只烧鸡。
许琳下班回来看到，愣住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
“没什么日子，”我笑着说，“就是想庆祝一下。”
“庆祝什么？”
“庆祝，我们林建国同志，终于又找到了组织。”我学着电影里的腔调。
许琳先是一愣，随即反应过来，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真的？”
“真的。”
她高兴得像个孩子，冲过来抱住我，又蹦又跳。
“太好了！太好了！”
乐乐也从房间里跑出来，抱着我俩的腿，一个劲儿地笑。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喝光了那瓶红酒。
许琳喝得脸红扑扑的，靠在我怀里，絮絮叨叨地说着话。
她说，她早就知道，我一定行。
她说，她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嫁给了我。
我听着，眼眶，一直就是湿的。
是啊，我行。
不是因为我有多了不起。
而是因为，我身后，有她们。
是她们，给了我重新站起来的勇气和力量。
我，林建国，四十二岁。
失业过，迷茫过，崩溃过。
但现在，我又站起来了。
也许，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过了四十岁，事业的起落，不过是人生常态。
而真正的成败，只在于一件事：
你的身后，是否永远有一个，温暖的家。
和一个，无论你贫穷还是富有，健康还是疾病，都愿意陪你一起走下去的爱人。
这，才是一个男人，最大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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