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鸽木兰：不计生死潜伏台湾的伉俪
故人千万里，新蝉三两声!
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的1948年冬天，薛介民接到了命令要换防到台湾。薛介民和姚明珠两人接受了单线领导林城安排的秘密任务，潜伏在台湾空军从事隐蔽战线的革命活动。
对于公公婆婆毅然决定奉命赴台，儿媳李黎曾经在回望这段岁月时，感叹地说到：
其实，信仰和忠诚就是共产党人的底色，而那时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薛介民和姚明珠何尝不是信仰和忠诚的化身！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948年冬天，薛介民、姚明珠带着还不满一周岁的儿子小龙，以及姚明珠的母亲来到台湾，他们住在冈山的空军眷村。
就在薛介民、姚明珠到达台湾，重新开辟一场新的隐蔽战线之际，在他们夫妻刚刚离开不久的国民党首都南京的上空，接连不断的三声“震雷”敲响了已经苟延残喘的国民党的丧钟……
在党中央和南京地下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薛介民、姚明珠的上级林城一手组织策动了三起国民党空军驾机先后起义，飞向了解放区：
1948年12月16日，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俞渤、周作舟、郝桂桥等5 人驾驶B-24轰炸机自南京飞往石家庄；
1949年3月7日，一天2起，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飞行员唐宛体等3人驾驶C-47运输机自汉口飞往赤峰；国民党空军第1大队中尉飞行员王玉珂、禹庆荣和刘继广驾驶一架刚组装出厂的英制蚊式战斗轰炸机自上海飞往石家庄。
英制蚊式战斗轰炸机
国民党空军第1大队中尉飞行员王玉珂的起义证明书
南京地下党策反国民党空军的捷报也让远在祖国南疆宝岛的薛介民、姚明珠兴奋不已，也就在1949年的3月，一个故人的突然来访才真正打开了夫妇宝岛隐蔽生涯的“大门”……
关于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细节，是在经过不屈不挠长达三十多年的苦苦追寻之下，薛介民、姚明珠的儿子小龙和妻子李黎才逐渐触摸到的、那躲在历史尘埃之下的真相：
当年姚明珠的果敢、慷慨和大无畏的精神气度，就是过了六十多年之后，也一直留在当年赴台湾的联络员李梦的心中。
那是2013年8月，在薛介民、姚明珠牺牲整整五十年，薛介民和姚明珠终于被追认为烈士并颁发了烈士证书后，
当年的小龙和李黎夫妇在成都先是见到了如今年过九十的李梦。
李梦，又名李振兴、李鼎成。九十高龄的李老，竟能在有生之年见到故人之子，激动地紧抓着小龙的手，说：“我在冈山见过你！”
他追忆起来当时在台湾历险的情景时，依然泪流满面。
而后他们夫妇又极其幸运地在成都还见到了与父亲一同驾机击毁日寇飞机的战友和革命同志刘邦荣。
刘邦荣，成都空军士官学校第四期学员班学院，1943年10月毕业。刘邦荣分在空军11大队4分队，而薛介民就是4分队的分队长，他是士官学校2期，比刘邦荣早两年毕业的学长。从此，刘邦荣后来的人生命运与薛介民紧紧相关。
刘邦荣跟小龙和李黎夫妇绘声绘色地讲当年和薛介民一起开飞机的时候，美国的飞行教练如何欺负他，以及薛介民如何帮他讲话、保护他的种种故事。
薛介民调往台湾后，刘邦荣就与薛介民再没有见过面。但是，远在台湾的薛介民还是接到了刘邦荣在1948年底（1949年年初）从香港寄来的一封告别信，刘邦荣在信中用暗语给在台湾的薛介民写道:“老大哥，我要走了，我要到北边去。”
不久，刘邦荣就辗转来到了北平，参加了解放军。
两人至此永别！此后，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多年后，当刘邦荣听到薛介民与姚明珠在台湾牺牲的确切消息后，伤心极了。
那一年，在见到为国捐躯已经整整50年的故人之后，已是九旬老人的刘邦荣动情地说:“薛介民和姚明珠夫妇对革命忠诚，他们是英雄!”
在台湾，策反大陆国民党飞行员驾机起义
1949年3月，奉组织之命，作为入党介绍人的薛介民和特派联络员李梦一起在台湾冈山的家中，还秘密为一个名叫毛履武的人履行了入党的手续。
起义后加入解放军的毛履武
毛履武，陕西省户县人，薛介民在国民党空军军士学校的同学。1949年6月15日，毛履武驾机起义。历任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兵某师飞行大队长、北京南苑指挥训练班飞行训练团团长，民航总局训练处副处长，民航山西省局副局长等职。
毛履武的驾机起义，实际是薛介民一手策反的。薛介民被捕后，国民党在他的起诉书里却说是，薛介民是受到了毛履武的“蛊惑”。
李黎说：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其实毛履武是受了介民的策反。
1949年3月，薛介民在台湾冒险为同学毛履武办妥入党的手续之后，他又于1949年的5月，给身在汉中机场的毛履武从台湾发来了促其起义的暗语：要求其抓住机会，驾机起义。自此，毛履武开始了驾机起义的秘密准备。
毛履武驾驶起义的机型——美军P-47战斗机
由于当时各个特务机构云集汉中，尤其是对机场和飞行员监管严密，驾机起义非常危险。
1949年6月15日，毛履武奉命从汉中机场驾驶美制P-47战斗机起飞，执行飞西安侦察任务。飞机起飞不久，其僚机因故障原因返航。
毛履武意识到这是起义的最好时机，遂果断地改变航线，静默无线电信号，飞往了解放区的河南安阳机场降落，宣布驾机起义。随后，他奉中央军委航空局指令，又驾机飞往北京南苑机场。抵达机场后，中央军委航空局长常乾坤来到战机前，欢迎这位从虎穴归来的空中勇士。
后来，已经安全回到北平参加革命的刘邦荣，偶然遇到了飞到安阳起义的老同学毛履武。
毛履武对他谈起驾机起义的原因时候，亲口证实道：薛介民在台湾对他说，刘邦荣都走了，你还等什么？
开国大典上战机飞过天安门上空
大家可能知道，咱们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受阅飞行，当时因为飞机少，只有17架飞机升空，最后是在天安门上空往返两次完成的。
很多人也许不知道，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庆典，其中有4架飞机是带着炸弹的；人们更不会知道的是，参加开国大典的17名受阅飞行员，有12人是国民党空军起义或投诚过来的，而且其中有1架就是远在台湾当时依旧潜伏在敌营中的薛介民成功策反并促成驾机起义的毛履武开的。
薛介民、姚明珠，“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垂不朽”。
孤胆英雄：履行秘密策反空军的使命
彼时，连续三次策反空军的成功，也使得林城渐渐暴露在国民党特务的视线之下。为了保护林城的安全，1949年4月，党组织安排林城悄然离开了军医院，调入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工作。随后，林城又接受任务，成功策反了即将南下广州的“灵甫舰”。
1949年10月，解放全国的战争全面展开，为了日后收复台湾，积极发展敌人的有生内部力量，中共华东局安排林城来到香港准备后续策反工作。10月11日，林城由上海来到香港，在成功策反了“联荣”号军舰后。令人惊叹的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方面海军的起义一共21起，其中有5次跟林城有关。
1949年年底，林城接到上级命令之后，起身南下，积极准备入台进行策反。
令人遗憾的是，限于手头资料的缺失，现在，我们已经不能知晓，自1949年3月林城派遣李梦去台湾冈山、台北与薛介民、姚明珠夫妇秘密接头之后，是否还有过后续的联络活动。在多方面的求索之后，我依然一无所获。
随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解放军收复台湾一事被迫搁浅。
有心杀敌，无力回天！
在香港苦苦等待3年之后，时刻准备寻机登岛的林城与众多在港准备解放台湾的人员先后被组织召回。
（当时，周总理在北京曾专门交待过，林城回来的话，让他来北京一趟，自己要亲眼见见这个身处虎穴，屡立奇功的策反专家。从香港归来之后，林城便来到了北京，在这里他受到了周总理的亲自接见，当时周总理设宴亲自招待他，在桌边周总理握着林城的手高兴地说道：你可是我早就知道的大英雄呀）
1952年夏，林城不得已回到了上海。
自此，薛介民、姚明珠夫妇与他们的单线领导人林城天各一方，一生再也没有了机会相见！
就在我追寻薛介民、姚明珠夫妇在台生涯线索全无、似乎山穷水尽之时，一点灵感瞬间撞击到我频临绝地的大脑，那一刻，我意外发现了一些1949年后台湾空军的异常事件，似乎与上级党组织交给薛介民、姚明珠夫妇的绝密任务紧密相关，请看公开资料的显示：
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从1949年年初至1958年薛介民被捕前，陆续有15次台湾飞行员驾机投诚壮举。其中有6次是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的。如算上1955年5月18日台湾屏东的何伟钦驾机起义，那就有7起。
而冈山、屏东这个地方，不正是薛介民任职的空军驻扎的区域，以及他和姚明珠家人居住的地区，仅仅是巧合吗？
还有一些事实更加让我疑惑不解，这些起义的飞机6次是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的、1次是从台湾屏东机场起飞的，其机型5架为AT-6、1架是F-47全部为教练机，而且驾驶6架AT-6教练机起义的几乎全部是空军军官学校一名飞行学员
（其中1953年10月18日，与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陶开府一同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漳州机场安全降落，同机起义的还有一位监察总队测向台见习机务士秦保尊），
而我们的策反英雄薛介民恰恰就是一位空军飞行教练官，其日常工作职责就教导训练这些军校飞行学员，与他们朝夕相处。与此，现在我不得而知,我也无法解释清楚。
此外，在查询历史的细节中，我了解到身为中共党员的李纯，是在收集情报中不慎暴露，差点被捕，后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策划下利用第一个放单飞的机会，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漳浦东湖乡海滩上成功迫降的。
在薛介民、姚明珠夫妇1958 年9月突遭不测之前，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的最后一架飞机是在1956年8月15日。
那一天，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少校教官黄纲存驾驶1架F-47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仙游迫降。
黄纲存驾机起义到大陆的事，立即引起全国的热烈反响，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亲自接见了他。对于黄纲存的起义，国家要兑现承诺奖励他黄金。没想到黄纲存立即拒绝了，他说黄金一克都不要。
的确，这些台湾飞行员驾机飞回祖国大陆起义，并不是冲着丰厚的金钱来的。在最初阶段，我军并没有相对应的奖励措施，也就是以表扬和精神上的鼓励为主。以一定数量的黄金奖励起义的国民党飞行员的，我军是从1962年以后才开始的。
伴随着从台湾各个机场驾机起义、特别是竟然有6架飞机是从薛介民充当训练教官的冈山机场起飞的飞机不间断的轰鸣声，这不能不让我对此产生深深的遐想。我揣摩“台湾冈山机场有中共地下党组织”与他们承担的 策反任务潜伏在此地的薛介民、姚明珠夫妇，不可能说没有一定的内在关系。
依我来看，与林城没有如愿进入台湾、带着种种遗憾离开香港返回大陆相比，已经潜入台湾空军的薛介民、姚明珠夫妇却好像遇上了一次次天时地利人和兼具的绝好机会。
我认为，这些起义人员与薛介民一定不无关系。我相信，这是薛介民一次次成功策反所建立的不朽功勋！
如今，往事如烟，人证俱亡，加之事涉国家最高机密，我想当年发生在台湾冈山机场的一系列飞行员驾机起义的真相，也许还不到真正解密的时候，我坚信将来终有一天会有真相大白之日。
隐蔽战线的秘密，也许就像是一个深不可测无底洞！
1950年元月17日小龙的大妹妹小凤、1952年2月29日小龙的小妹妹小凰相继出生。
1955年11月24日，薛介民、姚明珠又把3个小孩的名字从小龙、小凤、小凰，改成了人望、人星、人华。
1952年8月，薛介民姚明珠和三个孩子在台湾屏东合影
对于当年父母亲这次缘由不明的改名，李黎的老公、薛姚两位烈士的儿子薛人望后来写的回忆里说：“多年后我才领悟，‘人’指的就是中国人民，而‘望’‘星’‘华’三个字的意义，就是‘希望’‘红星‘中华’。’”
为了掩护从事的秘密工作，也为了生计，1958年春天，姚明珠在住地开设了一家名叫育德的医疗诊所。其实就是明珠高中毕业后任教小学的名字。“育德诊所”以妇产科和小儿科为主。
1958年春，薛介民、姚明珠一家五口在“育德诊所”前的合影，也是全家最后一张合影
对于隐蔽在敌人心脏里的潜伏英雄，他们的每一天都是在与狼共舞、每一秒钟都是活在惊心动魄之中。那难得的幸福总是那么短暂，那么匆匆忙忙！
啊！此时此刻，我是多么、多么想让这快乐的笑容永远留在孩子们稚嫩的脸庞上……
意外被捕：薛介民和姚明珠夫妇4载咫尺天涯
不期而遇，一场灾难从天而降！这是在他们夫妇及全家迁居台湾快十年的日子里发生的……
1958年，薛介民在家中被叛徒指认，他们夫妇的地下党潜伏者的隐蔽身份暴露，同时被捕。
1958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个人在那时已经是叛徒了，就是他举报薛介民和明珠的。那个叛徒讲了几句话，证明男主人是薛介民，然后离开。紧跟着，前后两门各停下一辆军车，车上跳下很多人，开始搜家，并把介民和明珠带走。
厚颜无耻的告密者，毫无人性的白色恐怖！
从此，他们两人在4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监狱之中。可叹又可惜的是，薛介民和姚明珠虽在同一个监狱，并且男狱和女狱也相距并不远，但是一直没有见面，直到4年多以后要最后判决的时候，他们才在劫后首次重逢。
啊，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这是一段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的岁月。咫尺天涯，纵有千言万语，更与何人说？
有关薛介民和姚明珠意外被捕的原因，我没有机缘看到他们被捕后审讯的资料，但是据他们夫妇的儿媳李黎介绍，“2001年成立“档案管理局”,搜集了国民党戒严年代的政治案件资料。
经过其后逐年的整理和“解密”,他们在2014年以受难者家属身份取得了薛姚案件的审讯档案 ——两张光碟里竟然有两千多页图档。
英烈的儿媳妇、著名旅美台湾作家李黎在台湾国防部查阅她的公公婆婆被捕后审讯资料后，曾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我在两千多件的审讯资料里，发现薛介民供出的名字，要么就是死了，要么就是在大陆，活在台湾的只有两个人，都是已经被抓进去的同案。在这四年多的残酷审讯里面，难以想象如此漫长的日子里，薛介民和姚明珠没有供出任何一个人，虽然他们自己正是被叛徒出卖的。在那之后国民党空军没有发生任何的“间谍案”。
可以确定的是，薛介民和姚明珠被捕的原因，不是原先他们夫妇大陆的“旧事”，极为可能的是，他们夫妇是在台湾策反飞行员驾机起义过程中，他们所争取的对象出现背叛所引发的一系列严重后果。
当年，在牢狱中思念孩子们的薛介民、姚明珠，给孩子们写了好多情真意切的信件，薛介民还在狱中写下了“望、星、华”三个字。今天依然让我读的字字泣血，句句含泪！
薛介民在狱中写给孩子们的信
姚明珠在狱中写给孩子们的信（左上方有狱方检查章及日期）
4年多的牢狱之灾，等来的却是台湾国民党国防部的起诉书和判决书。1962年11月8日，“国防部军法局”“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的罪名，判决薛介民和姚明珠两个人都是死刑。
台湾“国防部”起诉书
台湾“国防部”判决书
4年的相离相别，日思夜盼，未曾想见面竟是人间永别之时。尘满面，鬓如霜。千里回望，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夜来幽梦忽还乡。
凯兄，木兰溪水长久在流，
玉妹，白鸽岭高壮地站立，
乡亲至爱之恩亦不能忘。
这是一封薛介民牺牲之前13天在台北狱中写的绝笔信，是写给挚友和乡亲张元凯夫妇的，那一天是1963年元月18日。
1963年元月18日，薛介民写给张元凯夫妇的绝笔信（右侧有狱方检查章及日期）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13天之后的1963年1月31日，4年多漫长的调查审讯毫无所得的国民党当局，最终以颠覆政府罪，将薛介民、姚明珠夫妇送往了台北新店安坑刑场……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1963年1月的最后一天的凌晨，他俩一起走上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
今生，你若不离不弃。一生，我定生死相随！
那一天的前13天，是薛介民、姚明珠夫妇儿子15岁的生日，但他们没能见到儿子15岁时的模样；
那一天的第2天，也是薛介民自己47岁的生日，他没有活着看到他自己47岁的那一天；
那一天，是大年初七；
那一年，薛介民47岁，姚明珠45岁。
2月1日，孩子们在父亲薛介民的生日终于见到了快五年未见到的亲人。可是，让孩子们万万没想到是，昔日慈爱温暖、日思夜念的父亲母亲如今却变成了石板上两具冰冷的遗体。那一幕，是他们一生无法忘却、一生心如刀割的场景。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薛介民与姚明珠，“这世界，因为我，才有了你，我们在一起两小无猜，以心相许。伟大的理想，共同的志向，让我们生死与共，我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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