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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落下帷幕,两场大战却又再次爆发:中国国共的二次内战(1946.6-1950.6)、以及朝鲜战争(1950.6-1953.7)。这两场战争和结局深深震撼了美国。

本期可能是美国总统史系列中与中国关联最紧的一期。在杜鲁门的第二个任期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东亚大陆的格局,红色中国的崛起被称为美国独立近两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外交失败。

随后美苏冷战引发了二战后第一场大规模国际战争,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被苏联和朝鲜推向前台。尽管美国成功帮助韩国维护了独立,但美军的不败神话受到了挑战,军神麦克阿瑟更是跌下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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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件夹在中间的关键事件——1948年美国总统大选,杜鲁门竞选时的手段简直堪称特朗普的预演。杜鲁门的胜利像一把利刃,斩断了蒋介石的希望,又像一桶汽油,让朝鲜半岛的战火徒然延长了两年。

上期我们提到,杜鲁门刚接替罗斯福上任的两年多时间是混乱与希望共存的时代。然而紧接着,美国和世界都像坐过山车一般迅速陷入了一个充满威胁,杀戮,令人窒息的时代:冷战(1947-1991)。

杜鲁门的第二任期中,美国仍在享受着世界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经济繁荣和科技优势,但美国的黄金时代已经笼罩在了阴影之中。让我们摒弃民粹与反智,从杜鲁门的视角,通过两场战争与一场选举,回看那个和平与屠杀,繁荣与危机并存的时代。

1945年,美国gdp占到全球的56%,被战争打成废墟的欧洲,日本,甚至苏联都要仰赖美国的援助。之前的霸主和挑战者都被打成了残废,美国这时候准备伸伸胳膊,活动活动筋骨,坐上铁王座。在二战即将结束之时,美国已经主导建立了联合国,并设计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给全球经济制定法律与秩序。此时处于全盛时期的美国开始试图领导全世界,建立属于自己的帝国体系。然而,美利坚帝国的弱点也在美国的不断扩张中慢慢显现。

在这个美国的巅峰时代,在他经济,教育,科技,军事乃至文化实力都独步天下之际,他的身上,有哪些弱点呢?英国顶级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认为,美国有三个软肋:

一、债务过重。

二、人力资源匮乏。

三、注意力不够集中。

最要命的,是后两个因素。

二战后,在美利坚帝国秩序扩张之际,美国的弱点也开始集中显现。最终,帝国的扩张逐渐超出了美国的能力范围,引发反噬。所谓“美国失去中国”和“朝鲜战争”就是两次美利坚帝国软肋的集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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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日本投降后,中国的局势却变得微妙了起来。二战时期,国共两党二次合作一致对外。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甚至红军都在名义上并入了国民党军队,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二战后期,由于中国的坚持抵抗,蒋介石个人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大幅提高。虽然斯大林和丘吉尔表示过反对,但是罗斯福坚持让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那么,当德国和日本的帝国野心逐渐破灭,罗斯福总统的生命逐渐走到尽头,杜鲁门接过千斤重担之时,美国对华政策又发生了怎样的演变呢?我们必须尊重史实,注意决策的具体产生过程,否则就是预设立场,再编造故事证明。杜鲁门,这位初出茅庐的领导人,在刚刚上任总统之际,由于经验的匮乏,他选择将外交全权委托国务院。

当时杜鲁门说了一句经典的话:“推卸责任止于此”,既然授权下属做决定,他就在媒体面前和国会中替下属背了所有的锅,我们在美国总统史第一期中提到,美国外交界有两大主流思潮: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

深受清教徒宗教思想影响的 “自由主义”外交人士支持美国向中国提供财政和政治援助,逐渐帮助中国和平过渡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像美国一样的多党制国家。但美国也是一个利益实体,不计算利益的政策是没有可行性的。

“实用主义”者则偏向美国应该牢牢地维持对中国这个东亚大陆核心盟友的控制,让这个战时的盟友成为长期稳定的跟班。因为谁掌握了中国,就在东亚大陆上获得了最稳定的支点。这两个目标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却都或明或暗地包含着一个诉求:维持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虽然双方具有共同点,但在这个美国外交界无人能够一言九鼎的微妙阶段,两派的意见分歧却渐渐变得愈发尖锐。

自由主义者积极主张推广美国的价值观,他们认为协助中国建立美式多党制民主政体是战后最紧要的任务。当时,包括受罗斯福委派访华的副总统华莱士在内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持有类似观点。他们偏向平等地对待中国共产党。由美国直接干预,在美国的价值观下在中国建立一个多党制政体。然而,在国务院和美国驻华外交人员中,有非常多的实用主义者认为,清教徒式价值观在中国只能靠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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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28日,一份报告被送至国务院的办公桌上。报告的撰写者,乔治·艾奇逊,是一位负责中国事务的资深外交官。这份报告不光强调了国共矛盾的错综复杂,更指出若美国完全忽略中共诉求,中共很可能彻底投入苏联的怀抱。在二战期间,中共凭借及其灵活的公关策略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府人士的认可。许多美国政府人士认为,相较于意识形态僵化的苏共,中共更具灵活性,是可以合作的伙伴。

美国军许多事人员和记者考察过共产党根据地后,甚至对中共产生的好感甚至超过国民党。卢沟桥事变后正式担任纽约时报记者,深入中国抗战前线,目睹了日本人对重庆的轰炸,采访过国共双方的领导人的蒂尔曼.德丁如此写道:

要知道,相信共产党是多么容易。自由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情况糟透了,无可救药:贪污贿赂,贫困,缺乏战斗意志。甚至连我也觉得,共产党中国的情况不会比这更糟,而且一定会比这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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