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萨姆茶园：一部环境文化史》，[美]阿尔纳布·戴伊著，王林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250页，98.00元
Tea Environments and Plantation Culture: Imperial Disarray in Eastern In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1
茶香氤氲，茶叶流转，饮茶之人不少，研究茶史的学者亦不少。大概不会有多少学者认为，茶史研究是一个前沿的学术领域，但事实上，关于茶史的论著却层出不穷，常常推陈出新。例如，2020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茶业战争》（Tea War: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in China and India）便是难得的佳作，虽然该书讨论的话题本身亦不新鲜。为何如此？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茶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而有关茶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茶所涉话题甚广，劳工、土地、法律、贸易、科学、疾病、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与全球贸易，等等。201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Tea Environments and Plantation Culture: Imperial Disarray in Eastern India（中文版译作《阿萨姆茶园：一部环境文化史》，以下简称《阿萨姆茶园》）一书，就是这样一部试图将茶与各种纷繁复杂的主题勾连成一体的研究。
当然，铺面太广势必难有创见，因此该书主要聚焦于英属印度时期的阿萨姆地区。尽管如此，无论是茶史研究、阿萨姆茶叶种植研究，还是关于英属印度阿萨姆地区的研究，都极为丰富。这就为后世学者提出了相当的挑战：如何能够挑战、修正或推翻前人的观点，以至于不用做重复劳动？或者说，从哪种角度方能使我们重新理解茶史，窥前人所不得者？我们究竟是要通过茶来了解茶，还是通过茶来为殖民主义提供新的洞见？
事实上，在《阿萨姆茶园》一书中，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的历史系副教授阿尔纳布·戴伊（Arnab Dey）的确引入了一个颇有创见且耐人寻味的新视角，这即是“无序”（disarray）。不同于将近代欧洲种植园的历史视作“启蒙理性”在殖民地自然延伸的结果，戴伊倾向于认为，欧洲资本家在茶叶种植园有意维持了一种“无序”状态，将其作为一种“隐蔽性”管理策略，以此逃脱正式的制度和法律监管，进而达到极尽剥削土地和劳工的目的。在戴伊看来，这一观点不仅是对原有“科学理性叙事”的解构，也是一种新的建构，即将“无序”本身当作看清殖民制度运作机制的关键视角。与此同时，戴伊还反复提及环境史的视角，或者说“生态社会研究法”（eco-social methodology）（20页，本文引用页码均来自中译本），即认为凭借植物、昆虫、疾病等非人类要素（non-human agents），自然环境也同样能够制造一种挑战茶叶种植园体系的“无序”状态。
乍看起来，该书在逻辑上似乎存在一些矛盾。一方面，如果说所谓的“无序”是欧洲殖民者刻意维持的结果，而非仅仅由难以控制的自然因素造成，那么这种刻意本身，不也正是“理性”的一种体现吗？另一方面，如若过度强调殖民者的主动性——无论它表现为明确的理性，还是伪装成“无序”的理性——是否都在将欧洲殖民者塑造成一种“无所不能”的形象，同时忽视了那些不受殖民体系约束的人类及非人类因素的重要性？反之，如果将重点放在后者，以揭示殖民者脆弱与焦虑的一面，那是否又会在无意间削弱对殖民统治的批判力度？
要理解第一重逻辑困境，不妨将此书与另外两本关于殖民地科学及种植园的著作进行比较。其一是理查德·德雷顿（Richard Drayton）的《自然的统治》（Nature’s Government: Science, Imperial Britai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World）。该书认为，英帝国通过“理性化的科学治理”来塑造其在殖民地——譬如英属印度——的统治正当性，其中科学、秩序与“改良”构成了帝国权力的重要合法性资源。其二是安德鲁·戈斯（Andrew Goss）的《植物官僚》（The Floracrats: State-Sponsored Science and the Failure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Indonesia）。该书主张，所谓的“启蒙理性”在荷属巴达维亚并未真正落实为公共知识或科学理性，反而被国家重塑为管理自然与社会的技术工具。也就是说，那套自称“理性”的殖民科学体系本身无法兑现启蒙所承诺的普遍理性与公共利益。
《自然的统治》《植物官僚》
在一定程度上，戴伊挑战了理查德·德雷顿的说法而呼应了安德鲁·戈斯的研究。如其所言：“西方所谓的‘理性科学’从一开始就并非完全有效，它更像是一次不确定性的尝试，这种科学对茶叶行业的理解非常有限，或者说在某些情况下，它为了茶叶利润却放弃了真正的‘科学’。”这正是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的种植园里所做之事在阿萨姆地区的回响。然而，戴伊并未将阿萨姆的理性问题理解为简单的成功或失败，而是强调“理性”本身如何被当作一种话语策略。笔者以为，这里讨论的“理性”其实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启蒙式的理性，它追求秩序、知识、透明、效率与改善；另一种是治理性的理性，或者说功利理性，它不以秩序为目标，而是以权力运作的效用为核心，可以通过制造不透明、混乱与不确定性来维持统治。
在此意义上，所谓的“失序”不是理性的失败，而是一种治理技术，是帝国得以运作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戴伊并不是想说殖民者缺乏“理性”，而是在说殖民者的“理性”不是启蒙叙事想象的那种科学理性，而是一种以混乱、不透明为核心的功利理性。正如戴伊反复强调的那样，欧洲殖民者采用的是一种与“进步”叙事有关“现代的/人为的”和“天然的/原始的”二分法，而这种二分法依靠刻意营造的“无序”来实现：“吸收、利用并经常制造无序，在大力宣传建立农业秩序的同时，又在实际操作中排斥有序。”（22页）“‘无序’是茶叶种植园企业运作模式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3页）“本书认为‘无序’是‘进步’力量的盟友，而且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盟友。正是由于在茶叶种植园的经营中，缺乏有效的监管或者法律的制约，所谓的伊甸园项目（本书中指的是植物资本主义）才得以成功。”（23页）简言之，戴伊的观点不是要反驳殖民科学的“理性”，而是揭示这套理性如何通过无序、矛盾和偶然性来维系自身。这样，我们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戴伊对于“无序”的定义：“本书中所提及的‘无序’，既不是一种被贬低的生物状态，也不是一种被动的生态隐喻，它所代表的，是使茶叶种植园能够保持盈利和持续运转的经济手段、官僚策略、法律弹性和农艺操控。”（24页）如此，我们的第一重困惑迎刃而解。
接下来便是第二重逻辑困境，即戴伊究竟是在着力批判殖民统治的功利理性（以“无序”的形式表现出来），还是着重强调作为这种理性对立面的非人类世界的能动性（同样以“无序”的形式表现出来）？应该说，作者在叙述上的确存在着模糊之处。首先，戴伊所谓的“无序”既是殖民制度刻意制造的结果，又是自然环境反制的产物，但他并未明确对两者做出界定，不免让读者感到迷惑；其次，戴伊试图削弱“殖民理性”的叙事，却在强调殖民者对“失序”的利用时，又无意间强化了殖民权力的主导性；最后，戴伊凭借自然的能动性来揭示殖民科学力有不逮之处，却有淡化其所批判的殖民剥削与暴力结构的风险。这些矛盾使戴伊的论证如踩平衡木一般，在解释茶园“无序”的来源与功能时反复切换，有所失焦。
阿萨姆地区的茶叶种植园
我想，戴伊想要告诉读者的其实很简单：即使欧洲殖民者试图通过对“无序”和“有序”的划分来为种植园体系提供合法性，但他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遇到了真正的“无序”，即由不可控的自然世界带来的强烈挑战。只不过，戴伊在许多时候揉杂了话语层面上的“无序”和物理层面上的“无序”，反而因此将自己的观点包裹成毛线团一样难解难分，这使得此书好似一直在带读者兜圈子。这并不见得是一种高明的写作策略，反而有玩弄文字游戏之嫌。
笔者以为，最好将阿萨姆地区的茶叶种植园体系理解为一种欧洲殖民者的“将计就计”，即殖民者利用了本已存在的混乱——无论是来自人类抑或非人类世界——来得偿所愿。殖民者并非从零开始“制造无序”，而是在话语和物理层面利用、放大、固定了本已存在的生态、制度、法律、社会和劳工的混乱状况。简而言之，殖民者宣称要解决“无序”的问题，其实利用了另一种“无序”来实现对茶叶种植园的控制，但真正的“无序”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成为殖民体系潜在挑战的来源。这就既揭示了戴伊所称的“植物资本主义”的虚伪与暴力，也承认了非人类因素的能动性。
另外，此书还存在另一些论述上的问题。例如在第四章，虽然戴伊引用了“功能性健康”（functional health）和“体验性健康”（experiential health）这一分析框架，却并没有明确指出种植园主是如何对待这两种健康的。他似乎是想要揭示，企业资本家利用制度上的漏洞与概念上的模糊，有意规避甚至反对严格的健康标准。换言之，在这一章讨论的卫生制度与劳工健康问题中，所谓的“无序”并非偶然或无能，而是在企业与殖民政府之间形成的一种有利可图的模糊区间。因此，这一章真正揭示的并不是帝国卫生治理的失败，而是一种以模糊性为前提运作的殖民资本主义理性。然而，尽管戴伊在这一章中明确展示了“劳工健康”如何被重塑、量化、功能化，但他在章节结尾乃至全书结论中，却没有回应、整合、甚至提及这种“功能性健康”和“体验性健康”的二分，仿佛已经将自己的理论框架忘得一干二净。这样的写作手法，不知是戴伊有意营造的“无序”的结果，还是非人类要素——例如语言本身——造成的“无序”？
不仅如此，在一定程度上，茶叶种植园劳动者的声音也湮没在戴伊的文字海洋中，难觅其踪。仍以第四章为例，如果戴伊真要讨论的是健康与帝国治理-资本主义之间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讨论所谓的“体验性健康”，就有必要将“健康”与劳工的“身体”和“情感”同步纳入分析框架。否则，健康就只能被看作一种福柯式的被统计、计算、规训和制度化的客体，而不是一种真实的身体—情感遭遇。其实，戴伊在讨论“健康”时几乎完全站在殖民政府、种植园企业、医生和管理者的视角，而对劳工自身的身体经验、疼痛感、疲倦、生存策略与情感世界的讨论仍付阙如。这就使得此书仍然在大体上迁就于传统的殖民史和帝国史叙事。尽管戴伊坦承这是囿于资料所限，但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通读全书，该书的最大贡献是突破了传统的茶叶种植园劳工史的研究框架，戴伊善于将所有土地、法律、经济、疾病、生态等因素统筹起来，并令人信服地指出不能从单一的法律、经济或劳工视角，而应在“法律—经济—土地—疾病—生态”的框架下重新审视殖民体系下的阿萨姆茶叶种植园。戴伊用“无序”的概念统筹全书，揭示了欧洲资本家在阿萨姆茶叶种植园的险恶用心及其留给当地的灾难遗产，但正如戴伊同样提到的那样，“无序”的状况并不完全是有意维持的结果，而是不同的殖民地主体之间、人类与非人类因素之间相互斗争、制衡、难以协调的产物。
笔者比较阅读了此书的中英文版本。就书中内容的翻译而言，其语言精练流畅，大体准确无误，但最大的问题在于标题。《阿萨姆茶园：一部环境文化史》的译名不仅未能体现全书关于“无序”的精彩论断，还容易带给读者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历史想象，而这恰恰是本书作者阿尔纳布·戴伊所坚决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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