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92年的那个五月，长安城里的空气简直没法闻。
不是因为热，而是因为那股子挥之不去的焦糊味。
权倾朝野的董卓被点了天灯，那一身肥油流得满地都是，烧了好几天都没熄。
这时候的司徒王允，站在未央宫高高的台阶上，手里攥着汉献帝这张“超级饭票”，感觉自己简直就是天选之子。
在他看来，除掉董卓这个国贼，大汉王朝的那些烂摊子马上就能收拾利索。
可是，谁能想到呢？
这位刚刚拯救了帝国的“救世主”，在短短六十天后就会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更没人能预料到，真正把东汉最后一丝元气埋进土里的，根本不是那个残暴的董卓，恰恰是王允那个看似正义凛然、实则脑子缺根弦的决定——“不赦”。
说实话，这事儿吧，越复盘越觉得离谱。
当那封“拒绝赦免”的诏书送到陕地的时候，李傕和郭汜这两个董卓的老部下，其实早就吓破胆了。
他们把细软都收拾好了，甚至连跑路的路线都规划得明明白白。
按照江湖规矩，树倒猢狲散，老大都被点了天灯，底下的小弟们谁还有心思报仇？
大家想的都是怎么保住项上人头。
此时的西凉军团，就像是一群没了头狼的哈士奇，惶惶不可终日，甚至有人提议地解散部队，各回各家，回凉山放羊去算了。
毕竟大家出来混是为了求财，谁愿意把脑袋别裤腰带上玩命啊？
但历史没有如果，王允那个“道德洁癖”发作了。
这老头觉得一年之内不能搞两次大赦，尤其是对这群“助纣为虐”的凉州人，必须得清算。
本来只想求条生路，现在朝廷是逼着大家走绝路。
这就像现在的公司裁员，不给赔偿金就算了，还要把员工送进去踩缝纫机，这谁受得了？
就在这群武夫准备各自逃命的绝望时刻，那个被称为“毒士”的贾诩站了出来。
这哥们绝对是个狠角色，他冷冷地抛出了一句足以改变三国走向的话。
意思很简单：你们现在扔了军队单跑，一个小小的亭长哪怕带两个民兵就能把你们绑了送官领赏。
既然横竖是个死，不如玩把大的，杀回长安去。
赢了，那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输了，那时候再跑也不迟。
这句话瞬间点燃了赌徒们的疯狂基因。
这就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既然朝廷不给活路，那就自己杀出一条血路。
李傕和郭汜一咬牙，决定“单车变摩托”。
但说实话，他们心里也虚得不行。
毕竟长安城里还有那个号称“人中吕布”的战神坐镇。
仅凭他们手头这点残兵败将，去碰吕布的方天画戟，那纯属是拿鸡蛋碰石头。
于是，一场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滚雪球”式行军开始了。
这正是被后世很多人忽略的关键细节——这根本不是简单的造反，而是一次西凉军事集团的绝地大重组。
他们打出的旗号是“为太师报仇”，听着挺感人，但真正的核心驱动力就两个字：“恐惧”。
这股恐惧感像病毒一样迅速蔓延，把原本散落在各地的西凉军头们全部吸附了过来。
第一个响应的是张济。
这人在董卓手底下就是个实力派，官拜中郎将，手里攥着数千精锐。
他加入根本不是为了李傕，他是为了自己那颗脑袋。
既然王允不给活路，那就跟着李傕干一票大的。
张济这一来，不仅带来了兵力，更带来了资历和威望，让这个草台班子瞬间有了正规军的气象。
紧接着是樊稠。
这人是典型的西北猛将，打仗不要命，但脑回路比较直。
一听到朝廷要清算凉州人，樊稠二话不说，带着本部兵马就汇入了洪流。
这还没完，李蒙、王方这两个原本驻守在长安周边的董卓旧部，看到大势已去，再加上对王允排外政策的恐惧，竟然在李傕大军压境的时候，直接选择了倒戈，当了带路党。
更有意思的是杨奉。
这位老兄出身白波军，也就是黄巾军的余部，本来跟西凉军那是八竿子打不着。
但在乱世之中，这就叫“投名状”。
杨奉敏锐地嗅到了王允政权的脆弱，带着他的江湖武装加入了这支复仇大军。
还有那个一直行事低调的段煨，作为董卓曾经倚重的中郎将，此时也被裹挟进了这场洪流。
就这样，一支原本只有几千人的逃亡队伍，在沿途恐惧与利益的驱使下，像吸铁石一样疯狂吸纳各路兵马。
等到大军抵达长安城下时，李傕惊讶地发现，自己身后竟然已经是旌旗蔽日，兵力膨胀到了惊人的十余万。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堆砌，这是六大猛将加上十万亡命之徒的合力。
他们每一个人都清楚，攻不破长安，等待他们的就是灭族。
这种背水一战的爆发力，是长安城里那些养尊处优的守军根本无法想象的。
面对这铺天盖地的十万大军，王允手里的底牌虽然是吕布，但也独木难支。
吕布确实勇冠三军，在城外打了几场胜仗，可对于拥有十万兵源的西凉军来说，这点损失不过是九牛一毛。
西凉军采取了最无赖也最有效的战术——围城。
这时候的长安城，外面是强敌压境，里面是王允的高压统治，人心早就散了。
真正的崩盘发生在围城的第八天。
那座坚固的长安城墙并不是被攻破的，而是从内部瓦解的。
《后汉书》里那句冷冰冰的“吕布军有叟兵内反”，道尽了王允政治上的彻底失败。
所谓的“叟兵”，就是吕布军中的蜀地士兵。
这群人为什么要反？
理由很简单，他们看透了，跟着王允和吕布这条沉船没有未来，而城外的李傕、郭汜代表着当时最纯粹的暴力和生存法则。
城门大开的那一刻，吕布回头看了一眼大势已去的长安，带着百余骑狼狈出逃。
临走前，他还是讲义气的，想带上王允一起跑。
他拒绝逃跑，选择留在那，面对他亲手制造出来的这群“野兽”。
李傕和郭汜冲进皇宫时，想必心情是复杂的。
几个月前，他们还是准备在山沟里放羊的逃犯，现在却成了把持朝政的主宰。
这剧情反转得，连编剧都不敢这么写。
王允最终被杀，他的头颅被挂在长安街头，和他痛恨的董卓一样，成了这个时代的祭品。
这场长安之战，表面上是李傕、郭汜的军事胜利，实则是王允的政治自杀。
他硬生生把原本一盘散沙、互相猜忌的六大军头，逼成了一个紧握的铁拳。
十万大军攻破长安，不仅宣告了王允“士大夫理想国”的破灭，更开启了一个比董卓时代更加混乱、更加无序的军阀混战时代。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荒诞，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往往不是因为手中的牌太差，而是因为握牌的人，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参考资料：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
陈寿，《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中华书局，1982年。
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二》，中华书局，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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