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2025年冬，津门初雪轻扬，海河之畔暖意融融。
“以笔为翼四十逐光——《文学自由谈》创刊40周年”纪念活动在天津举行，在文学界众多目光的注视下，创刊于1985年的《文学自由谈》迎来了自己的40岁生日。四十而不惑，对于一本文学批评刊物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里程碑，更是一段关于“自由”与“谈”的精神跋涉的见证。
作为天津市文联主管主办的文学评论期刊，《文学自由谈》以“褒优贬劣、激浊扬清”为初心，在40年风雨兼程中，不仅开辟了一片独特的批评天地，更成为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生态与批评品格的一扇重要窗口，用真诚的批评、自由的思想，为中国文学评论事业、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 一份刊物的个性与初心
——“自由谈”的诞生与坚守
1985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文坛，新思潮、新创作竞相涌现，却鲜有兼具思想锋芒与包容气度的文学评论平台。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呼唤中，著名作家冯骥才在天津创办了《文学自由谈》，为国内沉寂的文学批评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流。
创刊之初，《文学自由谈》便开宗明义：“一切作家、作品，一切文学事件、文学现象，都可以一视同仁地成为本刊质疑、评点的对象。”之后，面对文坛存在的人情羁绊深重、评论话语僵化的现状，刊物公开“六不”承诺：不推敲人际关系，不苛求批评技法，不着眼作者地位，不体现编者好恶，不追求整齐划一，不青睐长文宏论。这六条准则划清了与功利化评论的界限，奠定了“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的办刊宗旨。冯骥才在创刊时便坦言，他们想办的是“轻松的、真诚的、真切的，善意而客观的刊物”，让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只要自圆其说、言之有理，就予以发表”。
“自由谈”，让刊物从一开始就摆脱了学术期刊常见的经院气与术语控，以一种更鲜活、更直接的方式介入文学现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阳至今珍藏着老主编任芙康老师为他修改的稿件。当时他还在读研究生，投去一篇学院味浓厚的长文，任芙康老师看中了他想表达的观点，妙手点化，将其改成语词平实、观点鲜明的轻学术小文。这段经历让刘阳深切体会到，在《文学自由谈》“晦涩的理论炫技或空洞的泛泛而谈都行不通”，唯有真诚的见解与鲜活的表达才被珍视。他后来感慨：“给《文学自由谈》撰稿，有一种文字和精神获得双重解放的快乐，可在言之有理的前提下随意挥洒。”
《文学自由谈》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它“只问文章，不论出处”的纯粹立场。在筹备创刊4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主编狄青整理出大量创刊初期的珍贵手稿，其中许多细节令人动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本刊只接收手写投稿，冰心、季羡林、曹靖华等文坛前辈的亲笔来稿，至今都保存完好。”狄青说道，“这些名家本可以凭其地位获得特殊对待，却甘愿以普通作者的身份认真书写。每一页稿纸上，字迹工工整整，态度恳切真挚，字里行间流淌着对这份自由发声平台的信任，更蕴含着一份对文学本身的深沉敬畏。”
这份纯粹，同样体现在刊物对待名家作品的真挚与坦率上。曾有人在《文学自由谈》上撰文批评张贤亮的新作，笔锋直率，不加掩饰。文章刊发后，张贤亮并未介怀，反而在与编辑的交流中流露出一种令人莞尔的认真：“这篇文章我反复读了好几遍……为什么要这样说我呢？”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也没有回避问题的敷衍，只有平等对话的诚恳和略带委屈的思索。这份赤诚与可爱，正是那个年代文坛最可贵的气度。
王蒙先生也曾是刊物“直言不讳”的对象，但他对这份不迎合、不媚俗的批评精神却颇为欣赏。他曾坦言：“在我们的阅读中，有《文学自由谈》和没有《文学自由谈》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读其中文章“是一种乐趣，一种享受”。这份超越批评本身的认同，恰恰彰显了《文学自由谈》的独特价值——它不仅提供批评，更营造了一种健康、平等、充满生命力的文学生态。
在《文学自由谈》40年的历程中，许多人因为在这本刊物上发表文章而崭露头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莫过于唐小林。他并非高校教师，也非体制内的文学研究者，而是一位来自四川、后在深圳打工的普通劳动者。唐小林最初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批评文章，文风泼辣、直言不讳，逐渐在文坛激起波澜。他没有学历光环，也不依赖任何学术资源，却凭借敢说真话、敢于“捅破窗户纸”的勇气，成为文学批评领域一个标志性的存在。
像唐小林这样“从民间走来”的作者，在《文学自由谈》的历史中也并非个例。有大量来自各行各业、并非“象牙塔内”的评论者在这里发声、成长，甚至走向全国。他们或许没有教授职称，也不在学术体制内，却以其鲜活的经验、真挚的观察和犀利的笔触，为文学批评注入了别样的生命力。这正体现了《文学自由谈》一贯的品格：文学批评不应是少数人的专业特权，而应是所有人皆可参与的思想对话。
● 让批评重归锐度与温度
——当代文学批评的困境与重建
在《文学自由谈》创刊40周年的理论研讨会现场，对刊物“重谈轻论、平实活泼”风格的深切怀念，自然转化为对当下文学批评生态的深层审视。当赞扬与应酬挤压了批评的空间，当学术生产异化为精致的流水线，文学批评镜鉴创作、激浊扬清的核心功能，正面临严峻挑战。探讨当代文学批评的困境与出路，恰恰是对《文学自由谈》所珍视的“自由谈”最真挚的践行。
与会学者敏锐捕捉到，当下批评界最突出的症候是批判精神的弱化与言说方式的僵化。南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卢桢以“50度批评”为喻，犀利点出那种温吞安全的姿态：真正的批评应如沸水般滚烫犀利，而如今许多批评却刻意停留在“50度”，“表面看表明了观点，却故意差那么一点点，不让水烧开，不愿意让自己的声音变得犀利，不愿意去得罪人”。这类批评“只言森林，却不愿指责森林中任何一棵具体的树木”，最终流于空泛疲软，丧失了直指核心的力量。
这种锋芒的自我阉割，背后是批评生态的深层异化。天津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坦言，许多批评家深陷人际关系、现实利益与学术“江湖”规则，让本应纯净的学术讨论变味：“‘论’是为自己服务的，我‘论’了之后可以当教授，而‘谈’是建设一个话语空间的，这几年我们论的太多了，谈的太少了。这种失衡让严肃的文学研讨往往远离文学与真理本身。”文学评论家南北萍更是尖锐指出，在权力、金钱、名望等“与真正的文学没有半毛钱关系的资源性要件面前”，批评之笔异化成“刷彩美化、吹喇叭、抬轿子、营造文学泡沫的多功能工具”。这导致文坛“锦上添花沾喜气的多，雪中送炭烧冷灶的少”，批评的公正性与独立性在资源分配失衡中逐渐沦陷。
与此同时，批评话语陷入双重困境：一方面是脱离创作与读者的“术语堆砌”，用艰深理论制造阅读壁垒；另一方面是面对新媒介、新文艺形态时的失语无力，难以回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
面对重重困局，批评的重建必须从核心精神与话语实践双重发力，锻造其失落的“筋骨”。天津师范大学教授丁琪提出“构建有筋骨的当代文学批评”，这“筋骨”首先是求真务实的勇气。刘阳教授开出的“药方”是倡导“指名道姓地说理”，强调批评应提升“浓度和纯度”，明确评论对象，避免“对空而舞”。“我不是说要指名道姓地骂人，而是要指名道姓地说理，用内在的力量服人。”他的辨析点明了对文学批评者的要求，他们在执笔时要如法官一般树立“距离意识”与“身份意识”，只对文本本身负责。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徐粤春在大会致辞中对《文学自由谈》寄予厚望，也对当代文学批评提出要求：批评要始终把稳“自由”的航向，才能避免在众声喧哗中迷失自我，才能在思潮汹涌中坚定方向；批评继续坚守“自由”的品格，在激浊扬清中绽放批评的锋芒；批评要不断拓宽“自由”的疆域，找到与时代共振的鲜活话语，在大众评论和媒体融合中开创新局。卢桢特别推崇“印象式批评”，认为那种基于“批评者自身主观感受和印象”的言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对于文本的第一反应”。比如吴亮、赵玫、武歆等文学批评家和作家的实践，正是“用感情来判断感情”，以“娓娓而谈”的生动文字为批评注入“血色”和“温度”。
青年作家李潇潇则提供了更具冲击力的跨界实践，她将小说家的灵感与文体实验带入评论，认为“即时的愤怒、短暂的感动、孩子气式的呐喊，也远比深思熟虑的虚假更有意义”。这种充满生命体验的表达，打破了理论与创作的壁垒。为摆脱理论生搬硬套的弊病，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刘卫东提出生成“个人化的理论问题”，即从个人经验出发形成具个性的阐释。周志强教授对此深表认同，他强调批评家应是深入现场又保持反思的“第三方”，背靠理论审视文本，推动“专家型作家和批评型理论家的融合”。
批评的重建，最终要落到对新时代的积极回应与主动引领上。徐粤春寄语《文学自由谈》时，希望它能“不断拓宽自由的疆域，在大众评论和媒体融合中开创新局”，主张专业刊物应吸纳优秀网络评论，推动专业与大众评论对话。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讲师杨毅认为，《文学自由谈》的实践本身就是“新大众文艺评论”，让来自基层、草根的，回归文学本初感受的真实声音得以彰显。这些声音可能看似“业余”，却因摆脱了学院体制的某些束缚，反而更具批评的主体性与真诚感。
在全球视野下，批评更需树立中国立场。天津中医药大学副教授杨一丹呼吁批评应“从中国经验中生成理论，而非仅仅引用理论”，以“更开放的文明视野”让文学批评成为“世界理解中国的双向通道”。南北萍则以鲁迅、孙犁发现培养文学新人的传统为例，指出批评家应有的“造星”能力与“不追星”的操守，其根基是对文学纯粹的爱与公正之心，这正是中国批评精神薪火相传的内在基因。
● 从“津味”到“新津味”
——在地关怀与文学视野的拓展
作为土生土长的天津文学评论刊物，《文学自由谈》40年的发展一直跟津味文学的传承创新绑在一起，早就成了津派文化里缺不了的一部分。周志强说，津味文学最核心的特点就是“市井气息里带着人文情怀”，而《文学自由谈》正好给这种特点的解读、传播和升华，搭了个核心平台。40年来，刊物一直盯着冯骥才、蒋子龙、林希这些本土作家的创作，通过深入分析文本、提炼理论，不光让全国文坛都认识到了津味文学的艺术特色，还帮它跳出了地域叙事的局限，变成了大家都能看懂、有普遍意义的美学表达。
《文学自由谈》对津味文学的帮助，远不止简单写评论支持。它更把天津独有的地域文化精神融进了办刊风格里，慢慢形成了特别的“津派评论”。天津社科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李进超解释，天津的河海文化、城市的开放包容，还有天津人幽默、机智、洒脱的处世态度，都深深影响了刊物的气质。所以这本刊物做批评的时候，既有着北方文化的豪爽直率，敢说真话，又带着津派文化特有的幽默和善意，形成了大家能自由表达、平等聊天、多方面互动的好氛围。就像冯骥才说的，这既得益于天津这片土地的滋养，反过来也帮着“传承城市文脉、培育文化氛围”。
更重要的是，《文学自由谈》还用专业的理论视角，参与并推动了“津味文学”概念的升级，助力了“新津味文学”的形成。《小说月报》《微型小说月报》执行主编徐福伟在发言里，把“新津味文学”说得很明白。他觉得，以冯骥才、蒋子龙、王松、尹学芸、张楚为代表的天津作家，在保留传统市井烟火气的同时，写的内容已经拓展到人和历史、科技、未来的各种关系，透着对现代性的深刻追求。徐福伟特意提到，青年科幻作家任青写的《海河合唱团》，以天津为背景，把地域文学的想象从历史和当下延伸到了未来，大大丰富了“津味”的内涵，让它有了全球化的视野。刊物关注、评论这些新派创作，直接推动了“新津味文学”相关理论的形成。
刊物对本土文学的支撑，还体现在其长期、系统的在地性关怀与史料保存功能上。《天津文学》副主编崔健通过梳理发现，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自由谈》便有意识地集中刊发评论蒋子龙、孙犁、航鹰等本土作家以及探讨“天津青年作者群”的文章，这些评论虽未必文采斐然，却“真心实意地为天津本土青年创作出点子、想办法”，发挥了早期引领作用。天津社科院副研究员艾翔也认为，刊物几乎评论过所有天津知名作家，并参与了“津味文学”与“改革文学”等每一个创作高峰的讨论，既是参与者、见证者，也是珍贵的记录者。天津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慕珊珊说：“众多津门优秀作家以其引领时代风潮的名篇佳作，建构了新时期文学的深水大港，其中，津味小说是当代中国文学长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推介、传播、研讨、评论，从而让他们抵达更广泛读者的心灵，40年来《文学自由谈》无疑功不可没。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批评从来不是一项孤独的事业。”
40年，于历史长河不过一瞬，于一本刊物却是筚路蓝缕、薪火相传的峥嵘岁月。《文学自由谈》站在新的起点，其存在的意义早已超越一本杂志本身。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当代文坛的得失与荣枯；是一剂良药，旨在疗治创作的虚火与批评的软骨；更是一盏灯，试图在众声喧哗中，照亮那条通往“求真”“向美”的文学批评之路。这条路，注定需要更多的勇气、智慧与担当，而“自由谈”，将永远是这条路上不可或缺的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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