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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Title:I almost quit my Ph.D. A lab mate gave me the confidence to continue
发表时间：2026.1.1
Journal:Science (Careers)
影响因子：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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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Zheng Liu（桂林医科大学教授）
刚到香港的时候，我满怀憧憬。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大陆的家乡。下了通宵火车，走进这座潮湿、喧闹却充满活力的城市，我只带着一个小包、一册记满英文短语的笔记本，以及一个异常坚定的信念：我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但现实很快给了我当头一棒。
初入实验室：我以为只有我“不行”
实验室让我感到格外陌生。那些闪闪发亮的仪器，我只在教科书里见过。入组第一天，导师递给我一支移液枪，让我去配置一个我从未做过的反应。
我点头答应，假装自己懂了。随后悄悄躲到角落，盯着一位高年级师姐的操作，一点点模仿她的动作。我的手在发抖，心里发慌。
那段时间，我常常在实验室待到午夜，生怕自己被甩在后面。
真正压垮我的，是语言。
语言的“隐形墙”：听得懂，却跟不上
我习惯了普通话授课。但在高度国际化的香港，实验室里几乎全程是英语。
组会讨论推进得飞快，等我好不容易听懂一个问题，话题早已翻篇。一次实验中，我因为没听清导师的指示，用错了水的体积，整个实验直接报废。
最尴尬的一次，是在汇报中，我把“gene deletion（基因敲除）”说成了“gene dilution（基因稀释）”。会场一片安静，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
博士才读了两个月，我已经在认真考虑：
也许我并不适合做科研。
一句话，改变了一切
就在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一位实验室的师兄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了一句话：
“你来到这里，不是因为你的英语，而是因为你会思考。”
这句话非常简单，却给了我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从那天起，我开始用最“笨”的办法补救。
我随身带着录音笔，记录每一堂课、每一次讨论。晚上反复回放，慢慢把白天没听懂的地方补回来。
英语进步得并不快，但它确实在前进。
到博士答辩时，我已经可以清楚表达自己的想法。更重要的是，我不再把口音当成负担，而是把它视为自己身份的一部分，甚至开始为此感到自豪。
那一刻，我真正建立起了自信。
当我成为导师，才发现问题并没有消失
后来，我先后在香港、加拿大和美国继续科研训练，最终回到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
我的学生都说普通话。我原本以为，他们不会像当年的我一样，被语言拖累。
但慢慢地我发现：
他们依然在经历同样的困惑。
他们焦虑未来的职业方向，困惑“我是谁”，怀疑在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知识本身是否还有价值。
我逐渐意识到，作为导师，我的任务不仅是教实验、教方法，更重要的是：
教他们如何思考，如何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以及——如何建立足以支撑一生的自信。
我把那句话，原封不动地传了下去
有一天，我看到一名学生在做 Western blot。条带拖尾、模糊不清，她的肩膀垂了下来。
那个画面，让我一下子看见了当年的自己。
我想起自己发抖的手，想起分不清 “deletion” 和 “dilution” 的窘迫。
我对她说了当年那位师兄对我说过的话：
“你在这里，不是因为你的实验次次成功，而是因为你会思考。”
她的笑容告诉我，这句话击中了她。
科研真正的回报是什么？
如今，我最珍视的，不是论文数量，也不是项目经费。
而是那些刚进组时怯生生、不确定的学生，最终成长为敢于质疑我、挑战我的年轻科学家。
每一次走进教室，我都仿佛看见年轻时的自己——
犹豫、害怕，却渴望被接纳。
我知道那座“桥”有多难跨越。
而如今，能陪别人一起走过这座桥，是我科研人生中最大的回报。
作者简介
Zheng Liu，桂林医科大学教授。
本文原载于 Science 杂志 Career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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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人：天天
审核：PsyBrain 脑心前沿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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