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
嫩江北岸，寒风刮得脸生疼。
一队骑兵飞速穿过积雪未化的河滩，马蹄声几乎盖住了远处的机枪声。
马占山坐在吉普车里，车窗上凝着一层薄霜。
他并不知道，敌人的骑兵已经快要追上来了。
更没人想到，他自己派出去的另一支骑兵，竟然已经摸到了日军师团部的门口。
这事儿，说实话，在战史里很少见。
双方都在撤退，却都同时派出骑兵去抄对方老底。
互相打背后。
这不是偶然，是那一段时间的乱局逼出来的。
时间得往前推到1931年。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局势一夜倾覆。
短短几天，除了黑龙江，整个东北都被日军控制了。
张学良那会儿手握几十万大军，但一声不响就撤了。
没人打，就没人守。
各地军政要员纷纷表态说“服从中央”，可其实大多数人就是怕惹祸。
那时候的黑龙江，还算是个例外。
因为马占山还在。
他不是大人物，也不是中央军系统里的红人。
出身草莽，靠自己打拼上来的。
原本只是黑龙江省政府的主席，带的兵不多。
但他不是那种等命令才动的人。
更不是那种看着家门口起火还坐着不动的人。
事情的转折点，出现在一个叫洮南的小镇。
那是黑龙江的南大门，通铁路，扼要冲。
当时镇守那地方的张海鹏，突然投了降。
还主动给日军出主意，说只要让我当黑龙江的主政，我就能帮你们拿下齐齐哈尔。
这话传到齐市，马占山不在，暂代主事的是万福麟的儿子万国宾。
年轻，没经验，一听吓坏了。
幸亏身边有个叫谢珂的老参谋，脑子够清楚。
他说咱们不能硬顶，要拖。
于是找人去打圆场，表面上答应张海鹏，但故意卡他的调兵路线，还把洮南的火车全调走了。
张海鹏气得够呛，真打起来了，却没想到被谢珂一顿炮轰打得慌不择路。
连雷区都没看见，指挥官当场阵亡。
但事情还没完。
张海鹏有了日军的军列，再加上多门二郎的支持，很快又准备卷土重来。
这时候，马占山回来了。
他上任第一天，就挂出告示：谁能拿张海鹏脑袋，赏大洋一万块。
老百姓拿来，赏双倍。
一句话，把张海鹏吓得连营门都不敢出了。
日军看他不中用，干脆自己动手。
1931年11月3日，日军第2师团从嫩江南岸发起进攻。
马占山表面上撤了，其实是提前和谢珂商量好，在北岸设防。
他们算得很清楚，日军的三八式野炮射程8350米，只要撤到9000米开外，就安全了。
结果日军一冲过16里，就被马占山打了个措手不及。
先是一个中队被打得溃不成军，接着又派了一个大队，还是没能突过去。
这时候有个细节特别关键。
日军想从铁路东侧迂回，结果正好碰上了马占山事先布置的机关枪连。
这支部队并不多，但每人配一挺捷克式轻机枪。
火力密度太高，日军当场崩了。
他们以为是苏联援助的，实则是谢珂从万福麟手里抠出来的老库存。
日军一看不行，就开始增援。
这时候嫩江铁桥也部分修好，炮兵终于能过来了。
马占山判断形势，立刻命令部队后撤800米，进入二线阵地。
日军以为他真撤了，拼命追，结果追得太急了，阵型全乱，被马占山的骑兵一口气扫了后方辎重。
多门二郎那时候没亲自上前线，是关东军越过他直接指挥。
前线打得一塌糊涂，他才被请了出来。
这个人资历很深，曾是日本陆军大学校长，理论派。
可战场不是教室，尤其是在东北这种地形复杂、气候严酷的地方。
他上来就把前方指挥官滨本骂了一通，接着调集全部炮兵，对东北军阵地猛轰一波。
结果一看，对面没人了。
滨本高兴坏了，报告说东北军全逃了。
多门二郎下令，追。
可这时候已经是11月中旬，嫩江快封冻了。
马占山很清楚，再不撤就真走不了了。
而援军一直没来，弹药也快见底。
他选择的是主动撤退。
日军当然不愿放过，派出骑兵联队追击，还换上了东北军的军服，打算混进去活捉马占山。
而马占山这边，也做了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他命令一支骑兵抄到敌人后方，目标就是第2师团的指挥部。
两支骑兵，几乎同时出发，各自奔赴对方的后路。
日军这边的骑兵，混在撤退队伍旁边，一路不动声色。
眼看就要追上马占山的座车了，被一个副官察觉不对。
副官立刻停车，下令占领路边高地。
日军暴露后发起攻击，可马占山的卫队训练有素，居高临下，一通扫射把这队人打了回去。
与此同时，马占山派出的骑兵已经潜入了日军后方。
那时候日军师团部几乎空无一人。
为什么？因为多门二郎也上前线了。
他觉得胜券在握，带着参谋和警卫走了。
留守的兵力不多，几乎没什么抵抗。
马占山这支骑兵杀进去，把师团部清空，顺手还带走了十几万日元的军费。
这笔钱有多大？那时候日军大将一个月工资才550日元，普通士兵只有6块。
这十几万，够一个中队用很久了。
多门二郎听说师团部被端，差点没背过气去。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他“战术大师”。
参考资料：
沈志华，《“九一八”事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金以林，《东北抗战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
田子渝，《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人民出版社，2015年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关东军战史》，东京原书房，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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