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春天，北京西城区的一栋老式办公楼里，一份死刑判决书被放在一张旧木桌上。
纸张边角有点卷，字迹却清清楚楚。
名字写得很直白——朱国华。
那时候，知道这个名字的人不多，可一提起他的爷爷，没人不肃然起敬：朱德。
这事儿没几个人敢议论，但谁都知道不寻常。
孙子犯了流氓罪，奶奶是开国元勋的遗孀，判不判？怎么判？判了之后谁来签字？这不是一桩普通的案件，更像是一场沉甸甸的抉择。
说起来，朱国华小时候条件算不错。
朱德的独子朱琦是他爸爸，家世摆在那儿。
但别以为他是那种从小被娇惯大的孩子。
他爷爷朱德教育孩子一向严，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朱家人，要为国家出力，犯了事，绝不包庇。”
小时候的朱国华成绩好，人也挺朴实，谁看了都说是个有出息的苗子。
可惜，时代变了，人也跟着变了。
1976年朱德去世，家里的管教松了。
那时候，刚从“文革”折腾出来，全国上下都在摸索新路子。
朱国华也成年了，家里人觉得他能自个儿把握方向，可没想到，他走着走着，走偏了。
1979年他进了天津铁路局，是父亲的老单位。
那年他22岁，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
可身边的人一捧，朱国华就飘了。
人一旦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很多事儿就开始不对劲。
他身边聚了一些喜欢玩、喜欢闹的“圈里人”，也就是当时常说的“高干子弟”。
舞会、酒局、摩托车、皮夹克，那时候在年轻人里挺流行的，他也跟着上瘾了。
后来，他开始利用自己“能帮人找工作”的身份，接近一些女性，有时候是哄骗，有时候是威胁，甚至还有更严重的事。
案子是1982年底出的，牵扯到的受害人一共86人。
其中有15起强奸，26起猥亵，还有不少诈骗和胁迫。
这是个团伙，不是他一个人干的，但他是主犯。
调查一开始，舆论和压力就像山一样压下来。
那时候，全国正处在“严打”时期。1983年1月，中央发文，决定对严重刑事犯罪要“从重、从快、从严”处理。
这不是说说而已，全国上下都在执行，公安、法院、检察院，节奏快得惊人。
案子递上去了，一层一层批下来，最后到了邓小平那儿。
按理说，这种级别的案件，应该就此定下来了。
但邓小平没直接签，而是把判决书转给了康克清——朱德的夫人，朱国华的亲奶奶。
康克清接到材料的时候，已经70多岁了。
她当时还是全国妇联主席，身份特殊，要说有心软的理由，谁也挑不出错。
可她看完材料，只说了九个字：“同意死刑，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这句“王子犯法”，不是随口说的。
朱德在世时就常讲，“朱家人犯法，不许护短，要交给国家处理”。
康克清这次，是把这话彻底落到了实处。
案子最后在北京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时间不长，程序很快。
朱国华从被捕到执行，前后不过几个月。
那一次，整个朱家都沉默了。
执行完毕后，康克清召集家人开了个会。
她说得很直接：“你们要是再出问题，不是你们自己的事，是在给你们爷爷抹黑。
以后谁再犯事，我登报和他断绝关系。”
有个年轻人想开口劝她，被她一句话打断了：“我不是不疼孙子，我是不能让朱家变成护短的家族。”
这话说得重，也说得透。
那时候，社会上对这事也有议论。
有人说，朱国华是被严打“顶上了”；有人说他罪有应得；还有人感慨康克清的“铁面无私”。
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确实震住了不少人。
后来，公安系统内部开了几次会，把这案子当成典型案例讲。
不少地方的政法干部都记得这个名字，也记得康克清的那句话。
朱国华的名字很快从公开记录中消失了，档案封存，媒体不再提起。
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
参考资料：
周燕，《康克清面对孙子被判死刑》，《文史博览》，2004年第11期。
李辉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康克清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90年。
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编，《1983年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资料汇编》，法律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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