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春天，东北平原还没彻底褪去寒意，阳光却已勤勉地洒满田野。我刚从拖拉机驾驶座上跳下来，满手油污地接过母亲递来的毛巾，就听见她沉声道：“擦擦干净，下午去城里相亲。”
我愣在原地，手里的毛巾都掉在了地上。“妈，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代！”母亲把一张折得方正的纸片塞进我手里，语气不容置疑，“刘叔介绍的，城里姑娘，文化人，不能不去。”
纸片上工整地写着地址：县文化馆旁茶馆，下午两点。名字一栏是“王娟”。我盯着这两个字，心里犯嘀咕，却拗不过母亲的坚持，只能去灶房打了盆热水，把满是油污的手和脸洗干净，换上了那件唯一的白衬衫——袖口还留着去年的墨渍，却是我最体面的衣服。
下午一点半，我骑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进了城。茶馆门口，我踌躇了五分钟，深吸一口气才推门进去。昏暗的光线里，廉价茶叶和陈年木器的气味扑面而来。角落里坐着个年轻女子，乌黑的麻花辫垂在脑后，露出修长的脖颈，阳光斜照在她身上，勾勒出一圈朦胧的光晕。
“请问是王娟同志吗？”我清了清嗓子走过去。她转过头，我瞬间屏住了呼吸。她不是那种惊艳的漂亮，而是透着一股生动劲儿，大眼睛亮得像藏着星光，嘴唇微微上翘，像是随时要讲个有趣的笑话。红色毛衣配白色衬衫领，整个人亮得像初春最艳的花。
“你是李大柱？”她上下打量我，语气听不出情绪。我点点头坐下，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听说你在村里开拖拉机？”她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也种地，偶尔帮人修东西。”我紧张得像在接受面试，搜肠刮肚地组织语言。
茶馆的老式挂钟滴答作响，隔壁桌老头咂摸茶水的声音格外刺耳。沉默半晌，她突然开口：“你觉得，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责任心吧。”我脱口而出。“太笼统了，具体点。”她追问。“能养活家人，照顾父母，对社会有贡献。”我把报纸上看来的话搬了出来。
她笑了笑，不是高兴，更像是觉得有趣。“还有呢？”“诚实？勤劳？”我越说越局促，手心全是汗。没等我缓过神，更难的问题来了：“假设我和你母亲同时掉进河里，你先救谁？”
这道“送命题”我听村里年轻人说过。“我会游泳，能把你们都救上来。”我谨慎回答。“如果只能救一个呢？”她不依不饶。“先救我妈，她生我养我。”我顿了顿，鼓起勇气补充，“但我一定会救你，哪怕用我自己换。”
她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久到我想低头躲开。最终她轻轻笑了，语气却依旧带点挑衅：“如果我们结婚，你愿意跟我去省城生活吗？我有机会调过去。”这下我真犯了难：“我爸妈年纪大了，我是独子，村里还有地和拖拉机……”
接下来的半小时，她像个考官，问我读过什么书、对未来的规划、如何看待女性工作，甚至问了国际形势。我觉得自己像被放在显微镜下的昆虫，浑身不自在，正想找借口离开，她却突然说：“最后一个问题。”
“你还记得李家屯村口那棵老槐树吗？”她的声音轻了些。我猛地怔住，这个问题太突兀，与之前的“考试”格格不入。“记得，当然记得。”我脱口而出，“小时候我常爬那棵树，还摔下来骨折过胳膊。”
“树下是不是有个石头墩子，侧面刻着两个字？”“好像是‘平安’？”我努力回忆。“‘平安’下面还有两个小字，是什么？”她追问。我心里咯噔一下，一个城里姑娘怎么会知道这么细节的事？那是我童年的秘密基地，连屯里人都未必留意。
“是……1978？”我猜测着。她突然笑出声，眼睛弯成了月牙：“不对，是‘小芳’。”记忆瞬间崩塌又重组，我盯着她，突然在她脸上看到了那个扎羊角辫、缺门牙的小女孩影子。“你是……小芳？”
她笑得前仰后合，辫子都在发抖：“我改名了，上学时改的王娟。大柱哥，你居然没认出我来。”我脸瞬间发烫：“都十二年了，你变化太大了。”“你也变了，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她托着腮看我，眼神里满是顽皮。
原来这不是相亲，是一场“考验”。1979年夏天，王小芳跟着工作调动的父亲住进李家屯，成了我的小尾巴。“大柱哥，带抓知了”“大柱哥，教我爬树”，我爬老槐树掏鸟窝，还费劲把她拉上树杈，在树干上刻下“小芳，1979年夏”。后来她搬走，我在石墩上看到她刻的“我会回来的”，难过了好几天。
“刘叔是我舅舅，他说介绍的是李大柱，我就猜是你。”她坦白道，“那些问题不是逗你玩，是真想问。我们都长大了，不能只靠童年记忆决定未来。”我点点头，心里五味杂陈。她在县城文化馆工作，浸在书本里；我在泥土里讨生活，开拖拉机种地，确实是两个世界的人。
“那我们还有可能吗？”我忍不住问。她没直接回答，反而提起：“你还记得我掉进冰窟窿那天，你说过什么吗？”我猛地想起，那年冬天她掉冰河里，我脱了棉袄裹住她，背着她往家跑，随口说“等你长大了，我要娶你，一辈子保护你”。“童言无忌。”我尴尬地挠头。“童言最真。”她眼神坚定。
黄昏时我们走出茶馆，我推着自行车，她走在旁边。县城小街上炊烟袅袅，她突然问：“明天有空吗？文化馆有场《魂断蓝桥》，我想有人陪。”“有！”我立刻答应，拖拉机可以明天修，地里的活也能往后推。她笑着拉过我的手，在掌心写下一串电话号码：“明天下午三点，文化馆门口见。”
回到家，母亲急着追问情况。“挺好，我们小时候就认识，她是王小芳。”我嘴角止不住上扬。母亲一拍大腿：“哎哟！是王大叔家那个小丫头？这世界可真小！”我知道，不是世界小，是有些人注定要重逢。
第二天我提前半小时到了文化馆，穿了干净的蓝色工装，头发用梳子蘸水梳得整整齐齐。王娟穿了浅色碎花裙配米白色开衫，温婉又好看。电影院人不多，看到结局时，我发现她在悄悄抹眼泪。
走出电影院，我们沿着街道慢慢走。“如果我是男主角，我不会放弃。”我突然说。“哪怕有所有阻碍？”“哪怕有所有阻碍。”我看着她，“真心爱一个人，就该坚持到底。”她停下脚步，深深望着我：“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认定的事就不放手。”
我们在公园长椅上坐了一下午，聊了这十二年的过往。我说了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攒钱买拖拉机，帮村里修路、照顾孤寡老人的事；她说了师范毕业分配到文化馆，整理图书、写文章投稿的日常。我掏出随身带的笔记本，翻开最后一页——上面抄着她发表在县报上的《老槐树的记忆》。“我每个月都看县报，这篇写得特别好。”我不好意思地说。她脸红了：“那是根据我们的童年写的。”
接下来的几周，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我带她回李家屯看老槐树，看石墩上模糊的刻字；她带我去文化馆，看她写的文章和整理的地方志。村里人议论纷纷，有人说我们不般配，母亲也忧心忡忡：“她爸妈是中学老师，能同意吗？”
四月初，王娟邀请我去她家吃饭。我紧张得一夜没睡，穿了过年才舍得穿的灰色夹克，带了母亲煮的鸡蛋和自家种的花生。她父母很温和，席间问了我的工作和未来规划。“我在学农机维修，打算承包土地搞科学种植。”我认真说，“国家鼓励农业发展，我相信在农村也能有出息。”王父看了我很久，最后点点头：“记住，要对娟子好一辈子。”
五月的农机技术比赛，我报名参加了。王娟特意去现场加油，当我听到她喊“大柱哥，加油”时，瞬间充满了力量。最终我得了第二名，奖品是一套专业维修工具。颁奖后她跑过来递汽水，比我还高兴：“你真棒！”
六月，王娟要去省城进修半年。我们开始每周写信，我给她讲村里的新鲜事，她跟我说省城的见闻。七月，我收到她的加急信，说她急性肠胃炎住院了。我立刻借了电话打过去，第二天一早就赶第一班火车去了省城，带了母亲煮的鸡蛋、自家种的苹果，还有她找了很久的旧书。她看到我时，眼睛一下子亮了。
十一月，王娟进修回来，告诉我省城一家出版社想调她过去。“我还没答应，想听听你的意见。”她拉着我的手，“如果你愿意，我们一起去省城，你可以学门新技术。”我沉默了：“我不能现在跟你走，村里的路还没修完，承包的地也要种，还有承诺要兑现。”她的脸色白了，我赶紧补充：“等这些事做完，你还愿意等我，我就跟你走，你去哪我去哪。”她哭了，却笑着点头：“我愿意等。”
这年冬天来得早，十一月中旬就下了第一场雪。王娟的父母正式认可了我们的关系。春节前，她做了个决定：不去省城出版社，调到县教育局负责农村教育项目。“我想帮更多农村孩子，这比去省城更有意义。”她说。
1992年春节，王娟在我家过的年。母亲做了满满一桌子菜，父亲拿出珍藏的白酒，举杯说：“欢迎回家。”午夜钟声敲响，鞭炮声四起，我对她说：“新年快乐。”她笑着回应，眼睛亮如星辰。
春天又来了，老槐树再次开花。我和王娟坐在村口的石墩上，她拿出小刀，在“小芳1979”旁边刻下“大柱1992”，下面还加了一行小字：“我们回家了。”风吹过，槐花纷纷落下，像一场温柔的雪。我握住她的手，十指相扣。远处，我的拖拉机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更远处是层层叠叠的田野和正在修建的新路。
我们相视一笑，知道这场跨越十二年的重逢，不是结束，而是我们故事的开始。那些童年的约定，终于在岁月里开出了最美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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