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当年抛出的这句恶毒反华谬论，如同一把淬毒的匕首，字字句句都透露出西方反华势力的狼子野心，成为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抗的卑劣注脚。这一图谋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对立的必然产物，其根源可追溯至更早的战略构想。
1947年，美国驻苏大使乔治・凯南在“长电报”中首次提出相关构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因内部矛盾“软化”甚至瓦解，这一理论成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战略的思想基础。1953年杜勒斯出任美国国务卿后，将“和平演变”目标直接指向中国，宣称要通过非战争手段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其野心昭然若揭。在军事对抗层面，杜勒斯上台后曾试图以核武器威胁迫使中国在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中接受不利条件，却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大战力被迫回到谈判桌；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他拒绝与中国代表团接触，甚至禁止美国代表与中国握手，妄图通过孤立政策阻挡中国崛起，最终亦未能得逞。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中，他试图劝说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等岛屿，以制造“两个中国”，同样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击金门行动粉碎了分裂图谋。
军事手段的失效让杜勒斯转而聚焦隐蔽渗透，通过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等多重领域布局。1957年，他在旧金山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后代将获得自由”，再次将演变希望寄托于中国后辈。这些渗透手段极具隐蔽性：借助境外不良媒体和网络水军歪曲中国历史、抹黑国家形象；通过影视作品、学术交流灌输西方价值观；以“公益项目”“交流活动”为幌子拉拢投机分子；在学术领域违规提供资金扶持，散播错误言论制造群体对立，妄图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瓦解中华民族的精神防线。
面对这一严峻威胁，毛泽东深刻洞察其危险性，多次警告全党警惕帝国主义腐蚀，提出“两个务必”的号召，要求抵挡住“糖衣裹着的炮弹”。1959年杭州会议上，他振聋发聩地指出：“帝国主义说，和平演变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这一警示始终警醒着中国共产党人筑牢思想防线。
历史的教训尤为深刻。20世纪80年代，美国通过支持波兰团结工会等手段，借助资金援助、设备支持和舆论引导，推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让和平演变的图谋在这些国家得逞。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冷战结束后，杜勒斯们的幽灵并未消散，西方势力仍通过经济制裁、舆论操控、颜色革命等手段持续发难，更试图利用社会领域的个别乱象寻找突破口。
当下，一些值得警惕的现象悄然滋生：部分民族企业家一边在国内攫取巨额利益，一边让子女加入外籍，引发大众对其深耕民族实业初心的质疑，埋下资本外流隐患；一些演艺明星坐拥国内流量红利，却让亲属持有外籍仍持续“捞金”，传递出扭曲的价值观；少数公职人员子女加入外籍，背后暗藏的权力寻租、利益转移风险，严重损害公职队伍公信力。这些“自身获利、子女外迁”的行为，被西方反华势力刻意放大，歪曲解读为“国人对国家的不信任”，成为其散播西方制度“优越论”、制造社会分歧的工具，给和平演变留下了可乘之机。
我们从不反对合法的出国深造、跨国发展，也尊重每一个人正当的国籍选择，但绝不允许“一边在中国捞金，一边把家人送往国外”的双重投机行为，更不允许这类行为成为和平演变的温床。杜勒斯之流显然低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与中国青年的担当底气。从新中国成立后成长的第三代、第四代人，到如今的新时代青年，血脉中的家国情怀从未褪色，骨子里的民族气节始终昂扬。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的文化底蕴、薪火相传的爱国基因，是抵御意识形态渗透的最坚实屏障；一代代中国青年在时代浪潮中淬炼成长，既能明辨西方虚假话术的本质，也能坚守是非对错的底线，清晰认识和平演变的险恶用心。
祖国山河锦绣、国力日盛，民族复兴的步伐铿锵有力，这份生于华夏的骄傲与守护家国的担当，深深扎根在每个中国人心底。社会根基的稳固，源于全民同心的家国情怀，源于各行各业的初心坚守。民族企业家当牢记实业兴邦使命，扎根故土；演艺明星当摒弃流量浮躁，传递爱国正能量；公职人员当坚守廉洁底线，杜绝利益乱象。唯有如此，才能筑牢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让西方势力的卑劣企图彻底沦为泡影，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抵御一切风险挑战，让杜勒斯们的幽灵永远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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