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就业,宁愿在家待业也不愿外出求职。

这并非因为他们懒惰,而是因为工作已变得极不划算,甚至可能越工作越亏损。根据人社部数据,去年16至24岁城镇青年中仍有超过15%处于未就业状态。

更值得注意的是,智联招聘2024年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近三成待业青年已在家躺平半年以上,他们宁愿依靠父母接济或从事零散兼职,也不愿投递简历寻找全职工作。

原因何在?不必谈论诗与远方的人生理想或生命价值,坦率地说,大多数人工作只是为了维持生计。然而现实是,依靠打工几乎无法找到出路。

当前普遍存在的996、007加班模式往往没有加班费,假期也难以保障,挣钱艰难如同俗语所说“钱难挣,屎难吃”,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如何实现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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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理论揭示,当老板开始谈论理想和未来时,往往意味着他们无法支付足够的报酬。

当前打工状况可概括为“5000元定律”:去年一线城市应届毕业生平均税前薪资约为6500元,扣除五险一金后到手仅5000余元;新一线和二线城市则降至4000-5000元区间。

这已成为全国雇主心照不宣的默契,工资刚好够在城市生存,却永远难以积蓄。雇主既希望员工像说唱歌手般充满活力,又要求保持“饥饿感”。

以广州为例,2024年城中村单间月租平均1300元,加上水电网费约1500元,饮食开支1000元,剩余2500元需覆盖交通、通讯、日用品及偶尔社交,想要存钱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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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城题材电影中描绘的场景,旁观者或许觉得夸张,但打工人都明白那是现实写照。更严重的是持续消耗。人们常以为拼命加班、高强度工作就能加薪,但这不过是幻想。

猎聘2024年薪酬报告显示,去年职场人平均薪酬涨幅仅为3.8%,低于3%的通胀率。换言之,上涨的工资甚至无法抵消猪肉价格上涨。

有人从广州跳槽至上海,工资从6000元涨至8000元,看似增长30%以上,但上海房租升至2500元,餐饮支出增至2200元,最终结余反而减少。

为何前辈总说积累资历就能加薪?因为过去经济环境良好个人收入增长得益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如今即便熬够年限,工资也未必增长。

35岁以上职场人失业率高达8.2%,即便未被裁员,薪资大多停滞不前甚至被迫降薪留任。更严峻的是,现在连“当牛做马”的机会都需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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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学历已不罕见,研究生学历也日益普遍。一份月薪3000元的本科岗位可能被研究生竞得。去年高校毕业生达1179万人,其中研究生130万、本科生500万、大专生400万。

以往大专生可胜任的文员、客服等岗位,现在挤满了本科生甚至硕士研究生。

为何如此?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大环境不佳,岗位增长跟不上毕业生增速。人社部数据显示,2024年新增就业岗位1244万个,数量看似不少,但分摊给1179万应届毕业生及往年待业人员后,便显得杯水车薪。

因此,当你好不容易获得一份工作、签订劳动合同后,便立即转化为“工具人”:若工作井然有序,说明尚有剩余价值可供榨取;若工作“不饱和”,则可能被增加工作量直至满负荷。

此外还需应对笑里藏刀的同事和永不满足的领导,每天一半精力用于工作,另一半耗费于人际周旋,这种内耗比体力劳动更令人疲惫。辛苦一月到手3000元,足以让人气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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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低时薪按购买力折算约为每小时25元人民币。这并非因为资本仁慈,而是因为只有达到这一标准,才能维持底层劳动力再生产。

若收入低于此水平,底层民众无法消费、结婚、生育,整个社会将难以运转。俗话说“杀头买卖有人做,亏本买卖无人干”,越来越多年轻人自然选择退出就业市场。

有人主张不工作就回家,尊重市场供需规律。但可悲的是,并非所有人都有退路。能够安心待业的年轻人,要么家庭有房有存款,要么老家消费水平低,可依靠父母补贴或小额被动收入维持生活。

更多人并非不愿工作,而是连“躺平”的资格都没有。他们在大城市购房背负房贷,或需要抚养子女、赡养老人,每月数千元的固定支出如大山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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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工作再憋屈、工资再低,也只能咬牙坚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218元,其中房贷月供占比超过30%的家庭达45%。

这类人群一旦失业,现金流立即断裂,房屋可能被法拍,家庭面临崩溃风险,因此根本不敢“躺平”。

有人说“树挪死,人挪活”,但现状是所有的树都生长在同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无论移至何处都面临相似困境。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呼吁年轻人奋斗的人,要么是既得利益者,要么未曾体验当下职场的残酷。

当工作仅能维持温饱,当奋斗看不到希望,当内卷的终点是被榨干的身体和空荡的钱包,年轻人选择待业不过是最理性的止损方式。

毕竟比起终身充当职场“牛马”,暂时不就业至少能保留仅存的精力和尊严。这并非堕落,而是一种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