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56年，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于秦国境内实施了大范围的政治改革，即为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仅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就让积贫积弱已久的秦国迅速崛起，为日后秦统一山东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就是这样一位秦国的大功臣，却在功成的那一刻惨遭车裂之刑，结局让人唏嘘。
那么商鞅是凭借什么获得了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又是怎样变法让秦国短时间内快速强大的？为什么即使自己被车裂，变法成效仍能延续一二百年，最终助力秦国完成大一统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从秦孝公和商鞅之间奇妙的缘分说起。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嬴渠梁即位为秦国国君。当时的秦国历经四代乱政，又和中原霸主魏国多次大战，国力微弱。为了奋发图强，振兴秦国，秦孝公一上位就发布《求贤令》，想求得天下人才来帮助自己富国强兵。
《求贤令》中甚至提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意思是，只要是能让秦国强大起来的人，自己可以与他共享秦国。
在世袭制度的大背景下，秦孝公的这句话无疑拥有着强大诱惑力，直接吸引山东六国学子纷纷向西，进入秦国求取功名。这使得秦国一时间聚集了大量的人才，而这里面，就有后来的商鞅。
商鞅，本名叫卫鞅，是战国时期卫国的公族。卫国是西周初期建立的诸侯国，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国力早已严重衰退，不具有争霸天下的资格，只能是作为魏国的附属国而存在，所以卫鞅便到魏国谋求发展，并得到了魏国的相国公叔痤赏识，被任命为中庶子，成为了公叔痤的家臣侍从。
公叔痤发现卫鞅非常有才学，便想向魏惠王举荐卫鞅，没成想还没来得及就先病倒了。魏惠王听闻相国公叔痤病重，便前往相国府探病，也顺便问计于公叔痤，魏国接下来该采取什么样的大政方针。
公叔痤则是抓住这一机会，直接向魏惠王进言，说卫鞅是有大才的人，可以直接重用他来治理魏国，然后魏惠王一言不发，明显不太赞成。
见到这种情况，公叔痤又说，如果不能任用卫鞅，那就一定要杀了他，这样的人才绝对不可以放任他到别的国家，结果魏惠王仅应答了一声“诺”。
魏惠王走后，公叔痤又第一时间派人找来卫鞅，跟卫鞅说明自己已经向魏惠王进言诛杀卫鞅，要卫鞅赶紧逃走，并表示自己是先君后臣，为了魏国着想不得已才谏言要杀卫鞅，又为了和卫鞅之间的情谊才选择放卫鞅。
卫鞅听了这些情况之后，却跟公叔痤说，“大王既然不肯听你的话而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而杀我呢？”于是仍然选择留在相国府侍奉公叔痤。此后不久，公叔痤病重去世，卫鞅才应秦孝公《求贤令》的感召，西入秦国。
卫鞅入秦之后，投在了秦孝公的宠臣景监门下，并向景监阐述了对于强国之道的认识，很得景监的看重，于是景监便将卫鞅举荐给了秦孝公。
秦孝公本身就求贤若渴，又听到卫鞅能得到自己心腹大臣的极力推荐，瞬间便对卫鞅有了兴趣，准备召见卫鞅。
有关秦孝公召见卫鞅的具体过程，按照《史记·商君列传》中的记载，卫鞅前前后后一共面试了四次才获得秦孝公的重用。
第一次面试，卫鞅说了很多关于尧、舜的“帝道”治国方法，却给秦孝公谈得昏昏欲睡，事后秦孝公还责备景监，说卫鞅是个大言欺人的人。
几天后景监从中调和，卫鞅获得了第二次面试机会。卫鞅用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的“王道”治国方法，来劝说秦孝公，可秦孝公还是不满意，又一次责备了景监。
可景监仍对卫鞅抱有信心，不断游说秦孝公，在景监的努力下，卫鞅迎来了重要的第三次面试机会。这一次，卫鞅从秦孝公要恢复昔日秦国穆公霸业的目标入手，大谈春秋五霸的“霸道”治国方法，才终于打动了秦孝公。
很快，秦孝公主动第四次召见了卫鞅。卫鞅向秦孝公畅谈有关法家富国强兵，迅速提升综合国力，从而称霸天下的方法，让秦孝公非常受用。两人就这么一连谈了好几天，逐步敲定了接下来秦国变法图强的具体方针。
公元前359年，卫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于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先用来刺激秦国的农业生产，作为全国变法的序幕。
但是，在正式开始变法之前，秦孝公必须要先解决一大难题，就是贵族臣工对于变法的态度。如果大臣们都反对，甚至是阻挠变法，那强硬推行变法的话，很容易激化国内矛盾，使秦国走向分裂。
所以，秦孝公特意安排了一次朝会，来讨论秦国到底要不要变法。这次朝会也就是历史上非常出名的商鞅舌战群儒的典故。
旧有的世袭制和井田制，在很大程度上实行的是保护既有世族阶级利益的功能，这使得相当一部分国家利益被这些世族侵吞瓜分，导致国家层面的力量减弱。现在，卫鞅变法要触碰这些世族的利益，所以自然激起这些世族的强烈反对。
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旧贵族，纷纷表示应效仿成法，遵循旧礼。卫鞅则据理力争，强调变法的意义，表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商汤和周武王不拘泥于旧的法度而能称王于天下，夏桀和商纣王不更换旧的礼制而走向灭亡。
最终，卫鞅将老世族辩驳到哑口无言，得到了秦孝公的高度赞赏，被任命为左庶长，开始正式制定秦国新的法令。
秦国从立国时就没有相国的职务，而是用了几百年的“左庶长”这一官名。春秋时期，左庶长是秦国的首席军政大臣，只有嬴姓宗亲才能担任。
至战国时期，秦国四代乱政，世族甘龙拥立了秦献公即位才稳住朝局。为了表彰甘龙，秦献公将他封为上大夫，并总领政权，左庶长则只负责军务。
秦孝公决心变法之后，对秦国的人事任命进行了一番大调整，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将甘龙升为太师，并将甘龙手中的政权重新划归给了当时的左庶长嬴虔，而后又将嬴虔从左庶长擢升为太子太师。这一系列操作，给卫鞅担任左庶长执掌大权铺平了道路。
可以说，秦孝公非常信任卫鞅，将整个秦国彻底交到了卫鞅手里，而卫鞅也没有辜负秦孝公的信任，很快就出台了针对当时秦国现实困境的《治秦九论》。
其中，田论废井田、开阡陌，农爵论大力发展农业、鼓励老百姓耕种，军功论使秦国人从上至下皆以从军杀敌为荣耀，赋税论訾粟而税建立统一征税标准，郡县论将全国军政大权收归中央……
这一系列变法大纲和具体法令条目让秦孝公赞叹不已。当然，在正式法令公布之前，卫鞅还干了一件极其特别的事情，就是徙木立信。
卫鞅担心百姓不相信官府，不相信这次的变法能一直持续下去，就在都城栎阳的市集南门立起一根木头，同时发布公告，有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的，赏十金，结果大家都认为这是官府愚弄百姓的法子，没人上前。
于是卫鞅又贴出公告，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的，赏五十金。这下终于有个人把木头搬走了，卫鞅也很干脆，当着大家的面兑现了赏金。借此机会，卫鞅向百姓表明，官府令出必行，绝不欺骗。
至此，彻底收获百姓信任的卫鞅，才开始正式颁布新法的法令。
公元前356年，左庶长卫鞅在秦国国内颁布了第一批正式的法令，包括废除旧有的宗族形式的世官世袭制、奖励百姓从事耕织等生产活动、颁布以军功论赏的二十等爵位、禁止私斗、焚烧儒家经典、从上至下树立严刑峻法般的法治理念等。
卫鞅的变法内容直指当时秦国各种久积的弊政，极具针对性，但同时为了保障法律具有足够的威慑力，而采取了轻罪重型的手段。这样的法令实行了一年之后，引起了百姓的议论，不少人都认为新法过于严苛，给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
新法令本身就严重侵犯了旧世族的利益，现在又不能收获百姓的认同，自然难以顺利推行。就在卫鞅新法可能要夭折之际，却爆发了一个头版的热点事件，秦太子嬴驷触犯了新法。
嬴驷到底干了什么事，犯了什么法，历史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史记》中只记载了卫鞅的处理办法，“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
翻译过来就是，卫鞅表示，这新法令难以有效推行，就是居于高位的人依仗身份尊贵，肆无忌惮知法犯法造成的，所以一定要将太子法办。
“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意思是，太子作为君主的后嗣，且当时年幼，便以此为由，免除了太子的刑罚。
但是，太子犯错意味着老师的教导出现了错误，所以按法令，是要处罚太子太傅公子虔和太子右傅公孙贾的。
如此一来，卫鞅的变法已经将仇恨拉到了君王一族的宗亲之中，更是直接得罪了秦国未来的国君，这就为后来卫鞅惨遭车裂埋下了重要伏笔。
但同时，卫鞅的这出杀鸡儆猴，用的是君主宗亲开刀，震慑力极大，太子嬴驷案之后，秦国上下就再也没有人敢对新法说一个不字了。
新法也就这样在秦国畅行无阻地实行了十年。十年之后，秦国的旧有制度基本被彻底废除，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已经初步具有了和天下诸侯一较高下的实力，而一个绝佳的时机也很快到来。
公元前341年，齐国的军师孙膑采取围魏救韩和减灶退兵的策略，吸引魏将庞涓轻敌冒进，最终于马陵道大败魏军。马陵之战庞涓身死，魏武卒近乎全军覆没，还抓了魏太子申，魏国元气大伤，这就给了秦国复仇的好机会。
公元前340年，趁魏国大败的时机，秦孝公命卫鞅带领军队向东进攻，魏国则派公子卬带兵迎战，双方一时之间形成了对峙状态。
公子卬是魏惠王的同母胞弟，性格豪爽，才情雅然，是标准的君子之风。早年间卫鞅还在公叔痤门下时，二人的关系就非常好。公子卬也曾向魏惠王举荐过卫鞅，只不过没被采纳，最终卫鞅向西进入了秦国。
就在秦魏两军相持不下时，卫鞅派人给公子卬送了一封信，表示咱们曾经是好朋友，如今在战场上也不忍心以命相搏，不如你我二人当面相见，订立盟约，然后老友聚会，喝几杯酒叙旧，就直接各自撤兵，让秦魏相安无事，这样多好。
公子卬一听，觉得很对，于是就前去和卫鞅会盟。结果席上，卫鞅提前埋伏了士兵，突然袭击直接抓获了公子卬，紧跟着秦军朝魏军发起了全线进攻。魏军由于主帅被擒，指挥失灵且士气低落，迅速大败。
魏国先败于齐，再败于秦，彻底跌下了神坛，霸主之位不复存在。自此之后，秦国崛起，魏国夹于西秦、南楚、东齐三个大国之间，为求得生存，被迫开启了朝秦暮楚的时代。魏惠王则只能仰天悔叹，“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
这一战卫鞅不仅大获全胜，还俘虏了公子卬，功绩卓著。为表彰卫鞅的战功，秦孝公将商於十五邑封给卫鞅，从此，卫鞅有了商君的称号，也就有了商鞅的称呼。
此后，商鞅在秦国权势滔天，正式成为了一代权臣。《史记·商君列传》中明确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甚至还提到有一个名叫赵良的人，曾当面劝谏过商鞅。
赵良给商鞅分析说，商鞅在秦国实行严刑峻法十多年，上不避权贵，下不施恩德，已经聚集了秦国人的太多怨恨。这时候还独揽秦国的大权，贪恋商於之地的富庶，如果有朝一日再失去国君的支持，恐怕就要大祸临头了。
因此，赵良建议商鞅应该马上辞官，将商於十五邑交还给秦国，以求能够消灾避祸，稍保平安，但是商鞅并没有听从赵良的这些建议。而之后的剧情，也正如赵良说的那样。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嬴驷刚即位为秦国国君，就接到了公子虔等众人的告发，说商鞅要谋反，于是立马派人去逮捕商鞅。
听闻消息的商鞅，知道这是秦国上下已经憋了二十年的怒火的集中爆发，自己是抵挡不住的，于是果断选择出逃，想逃到魏国，回归自己的故乡。
在逃亡的路上，有这样一个小插曲。商鞅想在路边的旅店歇脚，却被店家告知要先查看证件。
一路的紧急逃亡，商鞅身上又怎会有证件，只得哀求店家，希望能收留自己一晚。结果店家搬出了商君之法，说若是收留了没有证件的人，是违反法律，会被定罪的，然后就把商鞅赶了出去，并让商鞅赶紧去官府办证件。
商鞅只能无奈的叹了口气，一方面赞叹自己的法令确实行之有效，同时也慨叹，如今的自己竟然被这法令束缚住了手脚。这也为后世留下了作法自毙的典故。
不过，感叹归感叹，当时商鞅的第一要务还是要跑路，所以只能连夜奔魏国而去。
可是，当初商鞅欺骗公子卬的行为被魏国人忌恨，如今被秦国缉拿了，才被迫来到魏国，魏国人当然认为这是自己报仇雪恨的时候到了，于是严词拒绝了商鞅。魏国不仅不收留商鞅，不许商鞅借道魏国去往别的国家避难，甚至还要直接抓捕商鞅送回秦国。
此时，真正走投无路的商鞅，决定鱼死网破，逃回到自己的封地商於，并发动商於之地的军队向北攻打郑县。这已经是明确造反的信号了，嬴驷很快就正式下令出兵平叛。最终商鞅兵败被杀，尸首被带回咸阳。
见到商鞅的尸首，并没有化解秦国上下的怨恨，嬴驷不仅诛灭了商鞅全家老小，甚至还下令将商鞅的尸首车裂，以宣泄秦国的愤恨。至此，一代变法权臣彻底落下了帷幕。
不过，商鞅虽然死了，但是商鞅之法却保存了下来。
嬴驷在处置商鞅的问题上，选择让老世族们冲锋在前。本身老世族对商鞅的怨恨就极大，这种事情当然是愿意干的，甚至他们还会以为属于世族的春天又要回来了。但是商鞅一死，嬴驷就开始利用商鞅之法继续打压老世族，让老世族颇有一种被人卖了的感觉。
这也是嬴驷的高明之处。一方面，嬴驷深刻知道商鞅变法十多年来秦国的变化，所以认为应当继续推行商鞅之法来壮大秦国。另一方面，商鞅的严刑峻法也让秦国上下都处在一个压力边缘，而商鞅的死刚好可以缓和这个尖锐的矛盾。
所以，秦国自嬴驷开始，虽然没有了商鞅，但历代君主都意识到了商鞅之法对于壮大秦国的重要作用，自然就会主动选择用商鞅之法治理秦国。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商鞅掌权变法的前前后后，一共有二十年的时间，再加上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变法程度足够深刻，嬴驷即位时，旧制度已经基本上被连根拔除，新法已经在秦国根深蒂固，变法成果已经不会仅仅因为老世族的反扑就轻易夭折了。
有关商鞅变法，其实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第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严刑峻法的主要实行人，商鞅到底知不知道这些法律有多么严苛。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审视一下什么是变法。
变法，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新崛起的势力与既得利益群体之间的厮杀。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变法其实就是党争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战国时期的各国都面临旧有贵族势力过于庞大的问题，所以都需要变法。但诸多变法之中，唯有商鞅的变法最为彻底和成功。
这背后当然离不开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但也更不离开商鞅本人的大胆革新。历来统治者大多都将民众放在很高的位置上，而商鞅偏偏反其道而行，实行弱民、愚民政策。《史记·商君列传》中就明确记载，商鞅对秦孝公说过这样一句话，“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而且，商鞅在四见秦孝公，以“霸道”和“法治”劝进之后，曾对景监说过“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意思是这样的话，就无法在德行方面和殷、周相比了。
也就是说，商鞅本人明显知道自己的新法是多么没有道德的。但是，在乱世天下，这样的法令可以迅速将秦国打造成一个强大的战争机器，帮助秦国去争霸天下。
所以，只是商鞅明知道这么干不道德，还是选择这么干了而已。
当然，还有第二个问题，秦孝公在晚年时，面对权臣商鞅，是否动过杀心。
首先，秦孝公能和商鞅一起携手推行变法二十年，如果君臣之间没有足够的信任，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战国时期多少国家都在变法，结果却是臣弱君疑，半途而废。
而且，《战国策·秦一》中有记载，“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傅商君，辞不受。”秦孝公都要把秦国的君主大位传给商鞅了，怎么还会杀商鞅呢。
当然，对于秦孝公的传位之举，可以将之解读为君主对于臣工的一种试探，如果商鞅敢接君主大位，孝公就敢摔杯为号。但是，如果把视角切回到战国，统一看看那个时期都能发生什么事情，或许还能有点别的启示。
《吕氏春秋》中有记载，魏惠王对惠子说，“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资治通鉴》中还记载了“燕王哙传位子之”的事情。
也就是说，当时的君主搞禅让传位的戏码并不是秦孝公独一份，而且这里面还真有禅位成功的。
那么，秦孝公到底是不是真心禅位呢？大概率应该不是，燕王哙作为一个国君，一直希望践行君位任贤的制度，是一个标准的理想主义者。
可秦孝公不一样，秦孝公颁布《求贤令》谋求秦国发展东出，是有现实志向和野心的。基于此，秦孝公的禅位戏码确实更像是作秀。
但要就此敲定秦孝公准备杀商鞅，也是不能成立的。秦孝公《求贤令》说得很明确，商鞅让秦国强大了，应该“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才对。
如果这个时候杀了商鞅，那全天下都会指责秦国背信弃义，秦国也就没有了争霸天下的道义资本。不能争霸天下，那就和《求贤令》最初要恢复穆公霸业的目标相悖。秦孝公作为一代明君，无论如何也不该犯下这样的错误。
所以，秦孝公禅位给商鞅，大概率就是一场君明臣贤的表演秀，但要说秦孝公准备动手诛杀商鞅，恐怕也并不可能。如果就是要硬问，商鞅接了秦孝公的传位，又该怎么办的话，那这个答案，恐怕就只有当时的秦孝公知道了吧。
无论怎么分析，都改变不了商鞅变法在历史上的地位。《汉书》中评价，“及秦孝公用商君，倾邻国而雄诸侯。”作为法家思想最彻底的一次现实应用，商鞅变法证明了以法治国和制度驱动在乱世中的高效性。
但是这样也暴露了单纯的法治观念极其缺乏人文道德关怀，这也为汉代以后的统治者探索统治核心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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