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天，南京城乱哄哄的，镇反运动搞得正凶。
在街角摆摊卖香烟的一个老头被公安给摁住了。
这老头看着唯唯诺诺，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穷酸气，怎么看都像个被时代淘汰的旧文人。
可一查底细，把办案人员吓了一跳：这人叫鲍君甫，当过国民党中统驻上海的“特派员”，还是国民党“反省院”的副院长。
这是什么级别？
妥妥的反革命大头目啊。
按照当时的规矩，这种人基本就是吃枪子的命。
审讯室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面对可能到来的死刑，这个落魄的烟贩子居然没尿裤子，反而淡定地提了个要求：“别急着杀我，你们给北京的陈赓发个电报，问问他认不认识杨登瀛。”
审讯员估计当下就笑了，觉得这老头不是疯了就是吓傻了。
陈赓那是谁？
那是兵团司令员，赫赫有名的大将。
你一个国民党特务头子，跟人家攀亲戚？
但这事儿关乎人命，南京方面还是试探性地发了封函件。
结果没想到。
回信来得飞快。
陈赓在信里急了，直接说：这个人杀不得！
他虽然是国民党，但当年救过我和周恩来同志的命，对党是有大功的。
这封信直接把这人的脑袋从鬼门关拽了回来，也把一段堪比好莱坞大片的潜伏往事给扒了出来。
说起这个鲍君甫（杨登瀛），那真是个奇葩。
他是广东人，早年在日本留学，回国后在上海滩混得风生水起。
这人也是绝了，跟日本人在酒桌上称兄道弟，跟英法租界的巡捕房关系铁磁，转身又能跟国民党的大佬陈立夫谈笑风生。
1928年，国民党为了抓共产党，急需在上海建个特务网。
陈立夫看中了杨登瀛这八面玲珑的本事，大手一挥，给了他个“中央驻沪特派员”的头衔。
连蒋介石都亲自给他签了委任状，还配了小汽车和专用经费。
按剧本走，拿了老板的钱，就得给老板干活，抓共产党去呗。
但这哥们偏不。
他虽然不是党员，却跟陈赓（当时化名王庸）是铁哥们。
他看不惯国民党那天杀人放火的德行，觉得共产党这帮人硬气，是干大事的。
于是，人类间谍史上最骚的一波操作开始了：拿着蒋介石发的薪水，开着国民党的车，去给共产党送情报，顺便帮周恩来抓国民党的叛徒。
这不就是现在的“带薪砸锅”吗？
但他砸的是蒋介石的锅。
大家可能看过谍战剧，觉得潜伏就是偷偷摸摸、如履薄冰。
杨登瀛不一样，他是明目张胆地搞。
那时候，中央特科要处决出卖彭湃的大叛徒白鑫。
白鑫躲在范争波公馆里，门口全是保镖，苍蝇都飞不进去。
咋办？
杨登瀛出手了。
他利用“特派员”的身份大摇大摆地进去看望白鑫，把里面的地形、白鑫的出逃时间、路线摸得一清二楚。
更绝的是，连特科行动队员用的枪和子弹，都是他帮忙搞定的。
要是没有他，那个大叛徒不知道还要害死多少人。
但这还不是他最大的功劳。
他干的最漂亮的一件事，是玩了一手“借鸡生蛋”。
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要在南京建立秘密电台，正在招兵买马。
杨登瀛一看机会来了，直接把咱们的人——钱壮飞，给推荐了过去。
徐恩曾对杨登瀛那是百分百信任，二话不说就把钱壮飞留在了身边当机要秘书。
这招棋简直神了。
后来顾顺章叛变，那个要把中央一网打尽的绝密电报，就是钱壮飞第一时间截获的。
可以说，如果没有当年杨登瀛把钱壮飞塞进国民党的心脏，1931年那场大劫难，中国革命的历史可能真得改写。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顾顺章叛变后，那是疯狗乱咬人，一口咬定杨登瀛是共产党的“内线”。
这时候杨登瀛其实能跑，陈赓都通知他赶紧撤。
但他是个赌徒。
他算准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只要自己死不承认，凭着跟陈立夫和张道藩的关系，加上没有实锤证据，国民党也不敢轻易动他。
这把豪赌，他赢了命，输了前途。
虽然被张道藩保释出来，但这人算是废了。
国民党不再信他，把他晾在一边。
他在那个烂泥潭里混吃等死，抽大烟、养姨太，彻底成了一个颓废的旧官僚，一直熬到1949年。
解放前夕，很多心里有鬼的国民党高关都跑去了台湾。
杨登瀛没走。
他觉得自己心里坦荡荡，救过那么多人，新政府肯定能优待他。
但他想简单了。
这事儿吧，复杂就复杂在“隐蔽战线”这四个字上。
他的功劳是绝密的，知道的人极少；可他那顶“国民党大特务”的帽子，却是全天下都知道的。
虽然1951年陈赓救了他一命，让他免了死刑，政府后来也每个月给他发救济金。
但在后来那个动荡的年代，随着陈赓、李克农这些知情人一个个去世或靠边站，杨登瀛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没有编制，没有退休金，周围人看他像看怪物。
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特派员”，晚年只能在南京街头摆个小烟摊，看尽了世态炎凉。
他在那个非黑即白的年代里，背着最黑的锅，却守住了最红的心。
但他也是个硬骨头。
受了那么多委屈，从来没说过一句对不起党的话。
直到1969年，他病重不行了。
临走前，他拉着孩子们的手，憋着最后一口气说：“我不是特务，我也不是叛徒…
我自己说不清了，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说完这句，他带着一肚子的秘密和委屈走了。
这事一直压在周总理心头。
1975年12月20日，北京305医院。
周总理已经病得连说话都费劲了。
罗青长匆匆赶到病房。
总理强撑着最后一点力气，断断续续地嘱托：“那些帮过我们的人…
千万别忘了…
比如杨登瀛，要照顾好他的后人。”
这是总理生前最后一次谈工作。
直到这时候，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卖香烟的糟老头子，竟然是这么个人物。
随后，有关部门找到了杨登瀛的子女，落实了政策。
这份迟到的认可，总算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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