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韩国总统抵达北京,但这趟4天3夜的行程里,经济合作、贸易洽谈这些常规议题反倒成了陪衬,两件看似聚焦历史的举动,被外界解读为送给中国的“特殊礼物”。

更有意思的是,这两件事精准戳中了日本右翼政客的痛处。

就在李在明踏足北京的前夕,东亚的局势其实早已被日本搅得乌烟瘴气,2高市早苗入主日本首相官邸后,不仅把防卫预算强行拉高到11万亿日元,突破GDP的2%这一战后禁忌。

更是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叫嚣“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甚至再度对独岛(日本称竹岛)露出獠牙,就在2026年1月,日本原定有一个200人的庞大经济代表团想来中国“破冰”,结果直接吃了个闭门羹。

在这个节骨眼上,李在明的“礼物”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第一件礼物,是一段关于鲜血与复仇的记忆重拾,重启对安重根义士遗骸的寻找与接回工作。

安重根这个名字,在中韩两国的词典里代表着“烈士”与“英雄”,而在日本右翼的叙事里,他被顽固地贴着“恐怖分子”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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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重根当年为了以身许国,不惜断指盟誓,用鲜血在太极旗上书写“大韩独立”,最终在旅顺的刑场上留下“大厦将倾,一木难支”的绝笔诗,哪怕是死前留下的两百多幅题词,落款也只有硬邦邦的“大韩国人”四个字。

就是这样一位让孙中山题词“生无百岁死千秋”的义士,其遗骸至今下落不明,从1993年起,韩方就无数次想从日本那里翻找当年埋葬的记录,甚至2008年在旅顺监狱周边动土挖掘,换来的却始终是日本方面一句冷冰冰的“资料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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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说接回遗骸是对“个人义举”的追认,那么李在明的第二份礼物,造访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则是对“集体抗战”情谊的实体化复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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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一次简单的旅游打卡,回望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1919年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不仅是韩国独立运动的中枢,更成了中韩两国命运交织的缩影。

从上海弄堂的掩护,到重庆山城的流亡,韩国独立元勋金九在策划针对日寇的虹口公园爆炸案后被疯狂追杀,是中国民间的普通人和政治力量冒死护了他十几年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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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当年通过《新华日报》为韩国独立呐喊助威,甚至那句力透纸背的“抗日同志”,都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生死之交。

2026年,适逢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上海旧址相关纪念的时间节点,李在明选择此时故地重游,就是在向世界宣告:中韩之间有一笔特殊的“历史资产”,那就是并肩作战、抵抗侵略的血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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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试图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殖民统治时,中韩站在一起重温这段岁月,本身就是对日本最具杀伤力的政治反击,日本如果还想在主权问题上动歪脑筋,不妨看看历史的下场。

当然,李在明如此高调地送出这两份“厚礼”,心里也有着自己的精算盘,韩国政坛那把椅子从来都不好坐,前任尹锡悦就是前车之鉴。

因为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卑躬屈膝,试图通过“屈辱外交”来讨好美日,结果不仅没换来尊重,反而在国内激起民愤,连执政根基都动摇了。

李在明是懂韩国民心的,他深知在经济、军事等领域韩国必须看美国脸色,唯独在“恨日”这件事上,是绝对的政治正确,是不可触碰的红线。

通过在历史问题上与中国结成“统一战线”,李在明不仅能以此来敲打日益狂妄的日本,还能在国内树立起捍卫民族尊严的硬汉形象,这种“借力打力”的手段,不仅成本极低,而且收益巨大。

不过,外交场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韩国在经济上离不开中国,在安全上离不开美国,在情感上离不开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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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明的这趟北京之行,与其说是彻底的倒戈,不如说是在逼仄的夹缝中寻求生存空间的极致演绎。

那两份关于安重根和上海旧址的“历史大礼”,既是射向日本右翼的子弹,也是递给中国的一张投名状,但他同时也小心翼翼地握着连着华盛顿的那根安全绳,不肯轻易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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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而言,不管对方出于什么目的,既然愿意在反击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这件事上出力,这股力量自然是值得团结的,历史的回响,从来都不会平白无故地消失,它总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变成惊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