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此诗三岁孩童皆能诵之，课本奉为惜粮之圭臬。千载以降，世人皆以李绅为体恤农桑、心怀苍生之贤士。然翻检正史，方知此乃史上最荒诞之人设骗局。悯农诗之作者，晚年竟奢靡无度、冷酷残暴，死后被夺官爵，子孙永不得仕，而教材竟以其伪善之像，诓骗代代孩童。
谁能料想，此鱼肉百姓之酷吏，早年亦曾共情苍生。李绅出身官宦，自幼丧父，家道中落，随母漂泊。其目睹农夫烈日劳作，苛捐杂税之下颗粒无收；饿殍蜷于田埂，差役催租棍棒断人腿。贞元十五年暴雨夜，亳州田埂泥泞，青衫落魄之李绅，攥半块霉饼，于油灯下挥毫：“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字字泣血；后又见农人正午锄禾、汗透衣衫，遂成“锄禾日当午”之句，尽显底层之苦。两首《悯农》诗出，传遍大唐，27岁之李绅以悯农诗人之名满天下，连唐武宗亦为其诗句所动，赞其心怀天下，一路提拔。自此，《悯农》成历代启蒙教材之必选，李绅亦被塑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之理想文人。然无人追问其后事，无人深究其是否践行初心，此一骗，竟逾千载。
科举入仕、权倾朝野后，李绅本性尽露。早年清贫疾苦，反成其炫耀之资；“粒粒皆辛苦”之箴言，早被抛至九霄。史载其官至淮南节度使后，“渐次豪奢”，一餐耗费多达数百贯，甚至上千贯，彼时一两黄金仅值十贯，其一餐之费，抵普通农户数年之入。虽网传“每餐食鸡舌需宰杀三百只鸡”无正史可考，或为后世误传、或因“鸡舌香”之误解，然其奢靡确有佐证。刘禹锡应邀赴其宴，见府上歌舞升平、佳肴挥霍无度，遂作《赠李司空妓》，有“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之句，直露其日常奢华之态。
若奢侈仅为品行之瑕，则其酷吏行径更令人发指。李绅于淮南任职，恣威权而漠视民苦，治下百姓惶惶不安，纷纷渡江淮逃难。部下报流民之况，他竟冷言：“汝见手捧麦乎？饱满之粒总在下，秕糠随风去即可，不必报。”于其眼中，百姓不过可弃之谷糠。其残暴更显于滥用职权：族叔为巴结自降辈分称“孙子”，他欣然受之；崔姓巡官与家仆冲突，他不分皂白判二人死刑；为攀附权贵、巩固牛李党争之位，更罗织罪名，制造“吴湘案”。江都县尉吴湘虽有贪赃，然绝非“强抢民女”，复查官员明言“罪不至死”，李绅为讨好李德裕，竟不等朝廷批复，提前处死吴湘。《旧唐书·李绅传》《新唐书》皆载此案，《资治通鉴》更直评其“贪暴过甚，百姓苦之”，将其钉于酷吏之耻柱。
李绅真面目，早在其死后不久即被揭穿。公元846年，其病逝，朝廷初追赠太尉、谥号“文肃”，然未及一年，唐宣宗即位，李德裕集团失势，“吴湘案”平反，李绅被定为酷吏，朝廷下旨“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夺其所有官爵，禁其后代入朝为官，身败名裂。
然何故此贪官酷吏，能凭《悯农》诗于教材洗白千载？其一，文学价值与人格之割裂。《悯农》诗教化意义强大，道出农业社会核心痛点，成劝人惜粮之精神符号。后人愿传颂诗句正能量，而忽略作者复杂与不堪，教材选编亦重作品教育意义，非作者完整生平。其二，历史记载之碎片化。李绅负面事迹散见于《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籍，而《悯农》诗则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普通读者少研读正史，难将“悯农诗人”与“贪官酷吏”相连，久而久之，仅记其正面之像。其三，文如其人之刻板印象。吾辈总将文人作品与人格画等号，以为能写悲悯诗句者，必心怀善念。然人性本复杂，权力腐蚀、欲望膨胀，足以使共情底层之文人，变为压迫底层之恶吏。李绅双面人生，恰破此理想化之想象。
李绅
今重提李绅“翻车”，非为否定《悯农》诗之价值，亦非使孩童疑教材之意义。恰相反，此诗能流传千载，正因其倡导“珍惜粮食、体恤他人”为永恒真理，与作者人品无涉。李绅之事，告吾辈：文学作品为独立精神载体，然作者人格与行为亦值审视。千载之后，吾辈仍诵“粒粒皆辛苦”，非为纪念李绅，而为铭记诗句背后之底层疾苦，践行惜粮之美德。而李绅之结局，亦警世人：初心易得，始终难守；权力可成一人，亦可毁一人。诗句不朽，人品有界。愿吾辈皆能读懂《悯农》真谛，守住内心底线，将此告孩童，方为对千年经典之最佳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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