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春天 上海
程述尧从银行下班，手里揣着一串刚拿到的新房钥匙。
那把钥匙他用红纸包好，贴身放着，走路都小心翼翼，就怕磕着碰着。
他挺直腰杆、哼着小调，一路想着该怎么给妻子一个惊喜。
房子是三房一厅，整洁明亮，算不上豪华，但在当时的上海，也已经是体面人家的生活了。
可谁都没想到，这趟回家路，成了他人生的一道分水岭。
他一推门，屋里坐着三个人：黄宗英、她的哥哥，还有一个眼神不敢直视他的男人。
空气一下子凝固了。
等三人轮流开口之后，他才明白，这套房子从来不是他们共同的未来——只是他一个人的美梦。
“对你，我只有感激，没有爱情。”
黄宗英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是平静的。
不是冷，而是早已决定。
程述尧没吭声。
他脸上那点笑意僵了又僵，最后只是点了点头，说：“那就...什么时候办手续？”
说话的时候，他把钥匙收回衣袋，像是怕别人抢走似的。
那年，他三十四岁，黄宗英二十五。
黄宗英不是普通人。
她是出身书香门第的才女，演艺圈小有名气。
丈夫意外去世后，她陷入困境。
那时候，程述尧是她哥哥的朋友，也是剧社的主理人。
他看着她孤立无援，主动帮忙，带她进了剧社，给她安排演出，还把岳母和舅子接来同住，全家照顾得妥妥当当。
可是，那年拍《幸福狂想曲》的时候，她认识了赵丹。
戏里演夫妻，戏外也动了真情。
她说她紧张程述尧，是因为愧疚。
可愧疚，终究不是爱情。
这事儿传开后，有人说程述尧“太老派”，不懂女人心。
也有人说他“太正”，不懂这个圈子的复杂。
他自己什么都没说，只是从剧社悄悄辞职，去了兰心大戏院，当了副经理，从此再不踏进剧社半步。
那段时间几乎没人知道他在哪里。
偶尔听到消息也是支离破碎的。
一年后，在兰心，他遇上了第二个改变他命运的女人——上官云珠。
这次，他格外谨慎。
不是那种一见钟情、热烈扑火的感情，而是两个经历过伤害的人，慢慢靠近。
上官云珠当时已经有两个婚姻失败的记录，还带着一个女儿姚姚。
她心里清楚，自己需要的，不只是爱情，而是一个能一起扛事儿的伴侣。
程述尧也没多说话，只是默默做事。
姚姚一开始不太亲人，但没几天就总往他身上扑，说“程叔叔像爸爸”。
程述尧听了只是笑，没说话。
保姆私下说：“要不是知道这孩子不是他亲生的，还真看不出来。”
后来，上官云珠主动开口：“我们...要不要试试？”
他们成了夫妻。
有了一个儿子，起名叫“灯灯”。
姚姚也改了姓，成了“程姚姚”。
那几年，家里是真的热闹。
饭桌上，两个孩子抢糖吃，上官云珠笑着骂他们“没个规矩”，程述尧就在一边打圆场：“多备点不就好了，一个人一块。”
可是，好日子没维持太久。
1950年，剧院里有人举报他贪污公款，说他私吞了690元。
那时候，690元是普通人两年的工资。
程述尧一时拿不出证据，立刻被停职调查。
这事儿拖了两年没个结果。
上官云珠的事业正要起飞，身份一旦不清不楚，影响太大。
她先是劝他“主动辞职”，后来干脆提出离婚。
程述尧急了。
他说：“咱儿子才两岁，你别这样。”
可她没留情。
当着剧院职工的面，甩了他一耳光，骂他“窝囊废”。
那一瞬间，他眼神都没变，只是低头站着，没有动。
讽刺的是，离婚不到半年，调查结果出来了——他清白无辜。
上官云珠托人来求复合。
他没见她，只回了一句话：“不必了。”
这之后，有人说他变了，其实他只是更沉默了。
第三次婚姻，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
他娶了吴嫣，一个出身底层、曾在风月场谋生的女人。
全家反对，父亲甚至把灯灯带走，说“不能让孙子跟着这种女人长大”。
可程述尧坚持。
他那时候说了一句话：“她是我认定的人。”
但麻烦很快就来了。
结婚三个月，吴嫣因为“历史问题”被捕。
电影院的领导找他谈话：“趁早离婚，保住前途。”
他不干。
工作被撤了，工资停了，还被安排去扫街。
他也没抱怨一句。
扫完街回家还要做饭、洗衣，照顾吴嫣的事也四处奔波。
那几年，真是熬。
可他从来不说苦。
直到80年代，政策调整，他的待遇恢复，生活才慢慢好起来。
可人老了，事儿也多了。
吴嫣后来得知曾经的姐妹在香港过得风生水起，心里不平衡。
她开始抱怨、发火，家里气氛越来越压抑。
程述尧那时候已经七十多岁，记忆力开始减退，饭也吃不下，说话也不利索。
吴嫣有时候情绪上来，摔碗骂人，甚至动手。
保姆看不下去，偷偷告诉了灯灯。
1993年3月，程述尧在屋里摔了一跤，被送到华山医院。
几天后，因器官衰竭去世，终年76岁。
去世那天，家属来得很少。
剧社的老朋友送来一束白菊花，卡片上写着：“他是个好人。”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叫他“程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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