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〇年六月，台北的天气闷得让人喘不上气。
在士林区外双溪的一栋二层小楼前，一位96岁的老人，在几名年轻学生的搀扶下，跌跌撞撞地跨出了门槛。
老人穿着旧式长衫，眼睛已经看不见了，每走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
这可不是什么老人家要出门遛弯，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驱逐”。
就在几天前，台北市议会里那帮政客炸了锅，有人拍着桌子吼，指控这老头霸占公家地皮，是非法侵占，必须滚蛋，还得补交二十年的租金。
这被赶出来的老头是谁？
说出来吓死人。
谁能想到，这位被尊为“国学宗师”的人物，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竟然成了台湾政坛所谓“转型正义”的第一块磨刀石。
就在搬出那栋叫“素书楼”的房子仅仅三个月后，钱穆就在一间狭窄的租住房里，憋着一口气走了。
临死前，他对夫人留下了那句至今听来都让人心寒的话：“我不要葬在这里。”
这事儿说起来，真是一笔烂账。
咱们得把时间条往回拉，拉到1949年的那个春天。
那时候局势乱成了一锅粥。
钱穆在广州街头，看着大包小包逃难的人群，心里也在打鼓。
很多人劝他去台湾，毕竟那边给的待遇好；也有人拉他回北京。
但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决定——去香港。
钱穆去那图啥？
图受罪吗？
还真是。
他在香港那日子，苦得那是真能拧出苦水来。
没地方上课，他就租人家贫民区的空屋子；没教材，他就凭脑子里的记忆，一个字一个字手写讲义。
教室外面是飞机场，轰隆隆的声音震得耳膜疼；夏天蚊子多得像轰炸机，冬天海风一吹，透心凉。
可就在这种环境下，钱穆硬是带着唐君毅、张丕介这几个教授，给流亡的一帮穷学生讲宋明理学，讲中国历史。
后来那个著名的余英时回忆说，他在那儿读书的时候，感觉到一种悲壮的使命感，那是后来他在哈佛、耶鲁都找不到的感觉。
钱穆在那会儿其实挺“轴”的。
那边想给钱让他听话，他脖子一梗：不干。
1967年，香港那边也乱了，左派闹得凶。
为了能安静写书，钱穆这才接受了蒋介石的反复邀请，去了台湾。
老蒋为了表示对大师的尊重，特批在阳明山拨了块地，盖了栋小楼。
钱穆给这楼取名“素书楼”，意思是只想在这素心读圣贤书。
刚开始那二十年，确实挺美的。
老蒋把他当成“道统”的象征供着，蒋经国也对他礼遇有加。
他在楼里讲学，下面坐着的不是达官显贵就是学术精英。
但这事儿吧，坏就坏在这个“供着”上。
需要你的时候，你是大师；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是个累赘，甚至是靶子。
到了80年代末，蒋家王朝谢幕了，台湾的一帮新势力起来了（也就是后来的民进党早期那一波）。
这帮人急着要立威，急着要打倒国民党的“神主牌”。
打谁呢？
死人不好打，活着的那个最有名的大师，不就是现成的靶子吗？
当时的台北市议会里，几个激进议员（具体名字我就不提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了）开始疯狂咬人。
他们指责钱穆占用公产，享受特权。
其实我翻了一下当时的记录，这事儿挺冤的。
钱穆早就说过要付租金，甚至想把房子买下来，是当时国民党当局为了面子，死活不收，说这是礼遇。
结果到了这会儿，这就成了“贪得无厌”的罪证。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说白了，就是要拿这位“神主牌”祭旗。
那是1990年，钱穆已经96岁了，眼睛因为青光眼早就看不见了。
面对外面铺天盖地的脏水，这老头展现出了旧时代士大夫的那种决绝。
他没有找关系求情，也没有在媒体上打嘴仗。
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要搬出去。”
搬家那天，真的是凄凉。
一辈子的藏书被装进箱子，空荡荡的书架像张着大嘴在嘲笑谁。
老人在学生的搀扶下走出那个住了22年的家，风吹动他的长衫，那背影，看着都让人心碎。
搬出去后，他住进了杭州南路的一间公寓。
地方小，环境吵，这对一个习惯了幽静的老人来说，简直是折磨。
而且，气是真的气啊。
一辈子讲究名节，临了被扣上个“侵占公产”的帽子。
这口气，谁咽得下去？
三个月，仅仅三个月。
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郁闷中去世。
当时岛内的舆论一下子就炸了。
大家突然反应过来：我们是不是逼死了一位国宝？
那些之前骂他的政客，又开始假惺惺地送花圈，说好话。
但这迟来的马后炮，对死人有什么用？
钱穆走得特别干脆。
他留下的那句“我不要葬在这里”，不是赌气，是绝望。
他这一生，从无锡荡口走出来，在北大讲过课，在香港办过学，在台湾安过家，最后发现，只有故乡的土，才是干净的。
1992年，钱穆的夫人胡美琦，捧着丈夫的骨灰盒，跨过了海峡。
那时候两岸往来还没现在这么方便，这一路走得不容易。
按照钱穆的遗愿，安葬地选在了太湖边的苏州西山。
这里有个细节特别戳人。
本来陪同的人选了好几块风水宝地，什么背山面水之类的。
但最后，钱夫人选了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山坡。
为什么选这儿？
因为只要站在这个山坡上，往东看，天气好的时候，能隐约看到钱穆的老家——无锡荡口。
墓碑上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头衔，什么大师、教授、博导统统没有，就刻了“钱穆先生之墓”几个字。
简单得就像他当年在香港那间漏风的教室。
他一辈子都在写历史，最后自己却成了历史的弃儿。
现在你去台北的素书楼，那里已经变成了纪念馆。
院子里的树还在，屋里的陈设也恢复了原样。
游客们在那拍照打卡，感叹大师的风骨。
可是，又有几个人知道，当年这房子的主人，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被像赶叫花子一样赶出去的呢？
说到底，历史这东西，有时候真挺荒谬的。
钱穆用了一辈子去讲“对本国历史当存温情与敬意”，结果历史反手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不过好在，太湖的水还是清的。
一九九二年一月，钱穆的骨灰下葬。
那天苏州有点冷，但风不大，老先生终究是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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