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一个卓越且独特的存在”|吴王|吴越国|民国|王朝|纳土

唐末时期，身兼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的钱镠，以杭州为中心占据了两浙大部分地区，并被唐廷累封为越王、吴王。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7），钱镠受封吴越王，后梁龙德三年（923），又被册封为吴越国王。

存续于907—978年的吴越国，是五代时期割据东南的地方王国，定都杭州，版图最大时北达苏州、南抵福州，历经三代五王，均奉中原王朝为正统。开国君主钱镠只称“王”不称“帝”，定下“保境安民、善事中国”的国策，使吴越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贸易等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就，从而成为十国中享国时间最长的地方政权，成为唐宋之交的一片经济文化发展高地。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周庆富所说：“有如秘色瓷的那一抹神奇色彩，对于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来说，存续不过百年的吴越国堪称一个卓越且独特的存在。”

作为“吴越国研究丛书”的第一种，《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于2024年12月出版，从“吴越国政事、制度与对外交流”“吴越国思想与文化”“吴越国的遗址、遗迹与文物”“中国艺术研究院关于吴越国考察随笔与述略”四个方面，展现了吴越国别具一格的历史与文化，并折射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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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国政事、制度与对外交流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在《重读北宋开国史之吴越纳土》一文中，通过回顾吴越纳土即吴越和平统一这个事件，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展示了北宋建国后的18年中宋太祖和钱俶为走出五代乱世、营造和平而做出的巨大努力。在《双封两国：吴越国的名称由来及相关问题考》中，浙江省博物馆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魏祝挺依据传世史料及碑志、金石材料，考察了吴越国从“两浙”“两镇”到“吴越”的名称由来，探讨了钱镠的“越王”“吴王”“吴越王”“吴越国王”等爵位的含义，说明后梁和后唐时期的中原王朝认为吴越国是由吴国和越国两国组成，地位高于单独的一国，这一时期的“吴、越王”和“吴、越国王”是名副其实的双国号王。在《“舍别归总，纳土归宋”考论》中，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研究员黄崑威提出，吴越国王钱弘俶审时度势而做出的“纳土归宋”决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顺利实现南北和平统一的关键，而这一决策制定的前提是钱弘俶与中国佛教史上学修并进的思想家永明延寿交往密切并受其“舍别归总”的劝导。在《却泛沧波：吴越国与东海丝路论略》中，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彭志论述了“向海而生”的吴越国同时在东海丝路和南海丝路上发展贸易和文化互动，让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香料等远销至东南亚、南亚、西亚和北非。在《藩镇与国仪：变革中的吴越政体》中，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焦天然将吴越放在中古时期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中考察，揭示了吴越国政治体制与藩镇的关系，虽然五代后期的藩镇军力被削弱，已无法与唐后期的藩镇同日而语，更不具备与中央抗衡的实力，但吴越国的政治体制中仍然保持着藩镇与国仪的双重性质，这反映了中古变革时期武人政治的终结和官僚政治的发展。在《碧水安澜：吴越国治水与古代杭州城市空间扩展演变》中，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郭婷从治水这一角度探究了钱氏建国并定都于杭州的原因。在《“圆融和合”到“纳土归宋”：唐五代吴越国的义学汇集与海外交流》中，来自敦煌研究院的林璐考察了吴越国国策与佛教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佛教深刻影响了吴越国国策的制定；另一方面，吴越王鼓励建设佛教寺院、翻译和研究佛学经典。“东南佛国”吴越国为唐代文明完成了最后的集合，为中华文明由唐风至宋韵的接续做出了重要贡献。

吴越国思想与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黄夏年在《吴越佛教及其影响》一文中，强调了吴地和越地的佛教应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简单介绍了吴越佛教人物及其思想，重点阐释了永明延寿的融合思想，扼要讲述了吴越佛教的理论及其教义，以及吴越佛教的地方化特色。在《吴越国的佛教文化与艺术》中，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喻静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余惟杰从“礼遇名僧，包容诸宗”“兴寺建塔，开窟造像”“雕刻佛教经像”“求取天台教籍”四个方面表明，吴越国境内佛教的兴盛，不仅对佛教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影响了佛教物质文化。在《宋韵先声：吴越国文化形态的考察视角》中，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谷卿指出，从钱氏吴越到赵宋，文化包容与多元融汇、经世务实与崇尚自然、面海立国与开拓求新等品格和特质一以贯之，吴越国的文化形态可谓“宋韵先声”，重新审视这一历史现象，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两宋乃至近世文化的大略，更可能借此一窥文明赓续的轨辙与奥义。在《承唐启宋：“三教合流”与吴越国治国思想》中，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的苏浩从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关键时期这一背景探究并得出结论：吴越国在乱世中的治理奇迹，与其几代统治者均深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有着直接关联。在《民国伪刻〈吴越国故静宁公主墓志铭〉的出现及其文化传承价值》中，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宇荣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胡耀飞从辨析伪刻《吴越国故静宁公主墓志铭》拓片入手，从另一种角度反映了中国近代钱氏家族的文化传承。

《吴越国故静宁公主墓志铭》拓片照片

钱浩《吴越国故静宁公主墓志铭》跋

吴越国的遗址、遗迹与文物

浙江省博物馆历史文物部主任黎毓馨在《从现存佛教遗迹、遗物解读吴越国科技和艺术的创新性》一文中，用吴越国时期的佛塔和经幢、寺院建筑、摩崖龛像、金铜造像、阿育王塔和刻本《宝箧印经》、雕版印刷、线刻铜镜和玉童子雕像八个例证充分展现了吴越国高超的建筑、雕塑、金属冶炼铸造、金银器玉器加工、雕版印刷技术和工艺，用大量事实佐证吴越国“东南佛国”的历史地位，以及吴越国这些科技和艺术的创新成就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在《吴越钱氏郊坛遗址发现与研究》中，来自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的邵群通过对吴越郊坛遗址的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确认了该遗址的准确位置和摩崖题词的真实性，肯定了该遗址发现的重大价值，分析了郊坛题名的书法风格。在《图像、知识与制度：吴越国墓葬星象图再论》中，来自杭州市文物遗产与历史建筑保护中心的崔倩详细介绍和分析了近年来考古发掘的钱氏统治者及其妃子的墓室中的五幅星象图，这些内容丰富的星象图反映了吴越国先进的天文学知识、丧葬文化、营造知识、制度观念等。

钱宽墓星象图

水丘氏墓星象图

马王后墓

星象图

钱元瓘墓

星象图

吴汉月墓

星象图

在《论布袋弥勒传播中的浙江石窟造像因素》中，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张保见追溯了今天广为人知的笑面大肚弥勒佛的来源，他指出，布袋弥勒由非笑到笑面，从奉化到广泛传播，是一个渐进过程。石窟造像是其传播的重要方式。浙江石窟造像是布袋弥勒石窟造像的源头和典范，起着引领作用，具有持续性。在《考古学视野下的吴越国物质文化交流：以苏州板桥村李氏夫妇墓为例》中，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的陈璟和苏州考古博物馆的车亚风细致考察了苏州板桥村吴越国李氏夫妇墓葬的形制相较于吴越国境内主流的丧葬形制的显著差异，及其与周边的杨吴、南唐等割据政权的丧葬文化的联系，说明了墓葬中所反映的丰富文化因素和内涵：部分葬俗或是由北方传入；其中随葬的多件木质明器与堪舆文献中的具名神煞有关；棺底置腰坑及预埋木质朱书买地券是道教性质的葬仪，应与墓主信仰有关；随葬漆器的造型受晚唐五代时期金银器和越窑瓷器的相互影响；随葬铜镜的主题纹饰直接取自汉代铜镜，是五代十国时期少见的复古与创新之作。

板桥村

M2出土的木俑

钦陵出土的风帽老人俑

顺陵出土的风帽老人俑

在《苏州七子山一号墓出土玉器初步研究》中，吴文化博物馆的章璐以20世纪70年代末苏州考古的重要发现七子山一号墓为对象，重点研究了出土简报中未详细介绍的玉具剑与组玉佩，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吴越国玉器和丧葬礼制的认识，证实了“朝服葬”、玉组佩制度延续到了五代十国时期。

水丘氏墓出土白玉篦脊

康陵马王后墓出土白玉透雕蝴蝶花片

在《钱俶刻印〈宝箧印经〉与吴越国阿育王塔之关系重考》中，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教授吴天跃揭示了吴越国王钱俶三次刻印《宝箧印经》与三次造塔在时间上的紧密联系，通过引述和辨析中日学者关于日僧道喜《宝箧印经记》的最新研究进展，提示其背后道喜的撰述立场可能影响了历史记述，继而考察目前存世的钱俶刻印《宝箧印经》的贮存方式和吴越国阿育王塔的内部构造，试图厘清经、塔的真实共存关系，发现两者往往分离贮存，最后将钱俶所刻《宝箧印经》与其所造阿育王塔在吴越至宋大塔中共存的仪轨实践和历史背景作一引申推测，认为《宝箧印经》乃是一种“法舍利”，吴越国阿育王塔在当时应是作为“法身舍利”和江南佛教圣物加以供奉，而非根据《宝箧印经》所造。钱俶造塔纳经的幕后推动者很可能是力倡印经造塔弘法的吴越高僧永明延寿。

道喜所撰《宝箧印经记》及“重要文化财指定书”，965年，大阪长野金刚寺藏

浙江湖州天宁寺石经幢发现的丙辰岁刻本《宝箧印经》，956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博物馆藏

百万塔塔身部，日本静嘉堂文库藏

中国艺术研究院关于吴越国考察随笔与述略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周庆富在《千年吴越国：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历史实证》中，指出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在吴越国历史发展阶段的集中体现，表明吴越国的历史文化与艺术既是中华文明探源的学术课题，也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时代课题。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喻静在《“善事中国”：吴越国的政治智慧》中从贸易交流、文化建设、保境安民、文明传承四个方面论述了“善事中国”之策的政治智慧，及其对中华文明发展延续的重要作用。在《花事纪钱镠》中，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所长孙晓霞从《百花杀》《满堂花》《看花嬉》《陌上花开》《莲花放光》说开去，呈现了一个意气风发、宽厚仁慈、足智多谋、文武兼备、远见卓识的吴越王钱镠。

表忠观碑

州池碑记

在《东南乐土，国之所恃：吴越国历史文化考察手记》中，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谷卿通过实在考察钱镠的出生之地和归息之地，极富个性地表达了作者对千年前的吴越文化的认识。在《杭州自古多传说》中，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先福通过传说和风俗中的钱镠形象表明，钱王建立的功绩彪炳史册，关于他的口头和书面叙事，深刻地影响了杭州城，深刻地影响了吴越地区，对中华文明史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在《浙江省博物馆所见吴越国音乐文物初识》中，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王清雷分享了他对杭州雷峰塔线刻纹铜镜和贴金彩绘石雕经函中音乐元素的认识，认为其中的乐伎和乐器都值得深入研习。

杭州雷峰塔瑞兽铭带镜正面线图

贴金彩绘石雕经函正面

在《智珠在握：吴越国治国方略散记》中，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彭志着重研究了实现七十余年河清海晏的吴越国的治国方略，包括“善事中国”方略的形成及其践履、“沟通诸邦”策略的推行及其呈现、易代之际选择“纳土归宋”的创举。在《宝塔不语福佑不息》《布散佛光：吴越国版刻文化考察札记》《探寻千年史迹》中，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成国、李啸非和郭婷都将注意力放在了吴越王与佛教的密切互动上。最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的苏浩回顾了2024年夏中国艺术研究院“吴越国历史文化与艺术”学术考察团赴杭州的实地考察，以及在浙江省博物馆召开的吴越国历史文化与艺术专题调研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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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收录多位知名学者文章，共设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吴越国政事、制度与对外交流”包括7篇文章，主要研究吴越国“保境安民”“纳土归宋”的历史决策背景与政治智慧；第二部分“吴越国思想与文化”包括6篇文章，主要考察禅宗与天台宗在吴越国的传播、钱氏王族对佛教的推崇以及儒释道思想的融合实践；第三部分“吴越国的遗址、遗迹与文物”有7篇文章，从考古学视野出发，对现存的吴越国佛教遗迹、墓葬、石窟造像、玉器等实物进行考证；第四部分“中国艺术研究院关于吴越国考察随笔与述略”有11篇文章，主要收录中国艺术研究院“吴越国历史文化与艺术”学术考察团关于吴越国文化特色遗存的考察见闻，展现了吴越国的治理智慧、文化成就及其在中华文明脉络中的重要传承意义。《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一书通过政经脉络、文化基因与物质遗存的多重互证，揭示了吴越国如何通过务实政策实现经济繁荣、文化创新，并以和平方式融入中原王朝，成为五代十国中独特的存在。

主编简介

喻静，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丝绸之路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专业二级），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佛教思想史、佛教文化与艺术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子项目及一般项目等。出版《化城集——佛教义理与佛教人物》《从观念到艺术：在中国文化中发现慈悲》等，主编《丝绸之路与文化传播》《王国维与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向》等学术文集。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专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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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第一部分吴越国政事、制度与对外交流

003 重读北宋开国史之吴越纳土 / 赵冬梅

008 双封两国：吴越国的名称由来及相关问题考 / 魏祝挺

021 “舍别归总，纳土归宋”考论 / 黄崑威

042 却泛沧波：吴越国与东海丝路论略 / 彭志

050 藩镇与国仪：变革中的吴越政体 / 焦天然

058 碧水安澜：吴越国治水与古代杭州城市空间扩展演变 / 郭婷

066 “圆融和合”到“纳土归宋”：唐五代吴越国的义学汇集与海外交流 / 林璐

079 第二部分吴越国思想与文化

081 吴越佛教及其影响 / 黄夏年

119 吴越国的佛教文化与艺术 / 喻静余惟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