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降到万亿级央企中国中化，在那一待就是十八年，一路做到副总经理，手里握着投资、化工两个最肥的板块。
再往后，干脆从央企退场，转身跑到河南民企做职业经理人，光鲜亮丽，结果离职七年照样被揪回来说清楚，账一翻就是二十五年。
这样一个在关键位置干了二十多年、离职多年还敢到处伸手的人，到底暴露出什么问题？这起落马事件，意味着什么？
在不少人的印象里，公职人员或者国企高管离职后，之前的问题可能就不了了之了。
但冯志斌的案例彻底打破了这种幻想。
冯志斌出生于1963年，2025年7月官方就通报了他被查的消息，距离他2018年辞职刚好七年。
从调查结果来看，这七年里他并没有真正“洗手上岸”。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通报明确指出，冯志斌不仅在职时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离职后还利用原职务上的影响继续收钱敛财。
这意味着，他辞职并不是真的想退出职场，而是想通过身份转换，把之前掌握的权力影响力变现，同时躲避可能到来的审查。
这种“逃逸式辞职”的操作，近年来在国企领域并不少见。
一些国企高管担心自己的腐败行为暴露，就提前辞职或退休，企图用时间和身份的变化掩盖问题。
但冯志斌的落马证明，不管是离职还是退休，都不是腐败分子的“避风港”，只要触犯了法律、损害了国家利益，不管躲多久，终究会被追究责任。
冯志斌的履历其实很光鲜，早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先在高校当老师，后来进入中组部政策研究室工作。
中组部是纪律要求极高的部门，本应在这里筑牢规矩意识的他，却悄悄摸清了制度的漏洞，为后来的腐败埋下了隐患。
2000年，冯志斌调入中国中化集团，从总裁助理做起，只用了6年就升到了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的位置，分管投资和化工两大核心板块。
这两个领域都是资金密集型的，随便一个项目招投标、跨国并购，金额都可能上亿甚至几十亿，他签字就能决定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向。
权力越来越大，他的底线却越来越低。
根据通报，他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打高尔夫球等活动安排；在职工录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利并收受财物；还违规收受礼品、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
这些行为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逐步突破底线的结果。
尤其是他在中组部工作过的经历，让他对制度边界有清晰的认知，却不用来遵守制度，反而用来钻空子，让腐败行为更隐蔽。
2018年冯志斌选择辞职，背后其实有明确的考量。
当时中国中化正准备和中国化工合并重组，这种重大重组过程中，通常会对历史账目进行全面清算，很多隐藏的问题都可能被曝光。
冯志斌嗅觉敏锐，提前察觉到了风险，就以“个人原因”辞职，转身去了河南一家民企当了总裁。
表面上看，这是正常的职业转型，实际上是“应激型辞职”，就是因为担心自己的腐败线索被发现，想通过离职逃避追责。
这种操作在国企腐败案件中很典型，一些腐败分子会在企业改革、审计、巡视等关键节点提前离职，企图蒙混过关。
但冯志斌低估了反腐的决心和力度。
近年来，中央纪委连续多年在重要会议上提出要治理“逃逸式辞职”问题，就是瞄准了这种腐败漏洞。
纪检监察机关也建立了相应的查办机制，不管是在职还是离职，只要有问题都能查到底。
冯志斌离职后，并没有停止敛财。
他在中化集团工作了18年，积累了大量的人脉、渠道和内部信息，这些都成了他后续敛财的资本。
他打着“项目顾问”“咨询服务”的幌子，继续插手和中化相关的项目，通过以前的老关系牵线搭桥，收取好处费。
这种利用原职务影响敛财的行为，比在职时的腐败更难监管。
在职时还有岗位权限的约束，离职后身份隐蔽，行动更自由，很容易通过“体外循环”的方式变现权力。
通报里提到他“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中就包括离职后造成的损失。
更严重的是，冯志斌还私自携带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入境并阅读。
这说明他不仅在经济上腐败，在政治上也出了问题，完全背弃了初心使命。
这种双重失守，让他的违纪违法行为性质更加严重。
冯志斌的落马不是孤立事件，梳理中化集团的反腐情况就能发现，近年来这里已经查处了多起腐败案件，包括2018年的杜克平案、2023年原副总经理杜国盛退休多年后被查等。
这些案件说明，国企领域的腐败可能存在系统性问题，尤其是在权力集中、资金密集的板块，更容易出现漏洞。
通报中还特别提到，冯志斌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
这也说明，不管反腐力度多大，仍有少数人抱有侥幸心理。
但事实证明，侥幸心理最终只会害了自己。
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不能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
不管是在任上还是离职后，只要敢动歪心思、敢触碰红线，就一定会受到惩罚。
冯志斌用25年的时间，从一名机关干部堕落成腐败分子，最终身败名裂。
这个教训足够深刻，也再次证明：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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