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北京阜外大街的晨风仍带着寒意，一辆老式吉普车稳稳停在民政部门口。车门打开，六十八岁的张邦英摸了摸灰白的鬓角，悄悄舒了口气——距离被隔离审查的那一年，整整过去十一年。门卫认出他，小声嘟囔一句：“张部长回来了？”声音不大，却像一块石子投入静水，漾起层层回响。
回溯到1910年5月，陕西耀县一个泥墙小院里，张邦英呱呱坠地。祖辈都是老老实实的佃农，辛苦一年，能攒出的最大投入，就是把小儿送进镇上的私塾。父亲说：“家里再穷，也不能穷书本。”这一句倔强铺下了他的起跑线。
14岁那年，“火烧赵家楼”的硝烟已经吹到了西安。五四后的新思潮，让民立中学的教室里热得像蒸笼。老师念着课本，后排学生却在窃窃私语马克思和列宁。16岁的张邦英被推上讲台，第一次对着同学们喊出“反军阀！”他没想到，这一嗓子，会把自己推上终生难返的路。
1927年8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即成为校党支部书记。校门就是他的阵地，作业本背面写满标语，被风一吹，红得扎眼。1928年夏，他背起行囊返乡任教，白天教《三字经》，晚上摸黑给青年工友念宣言，暗地里还在村头的破庙里成立了第一个党小组。
1930年，组织决定让他潜入国民党军队做兵运。他披上灰布军装，腰间别着发黄的《共产党宣言》，悄悄在连队里撒下星星之火。两年后，他又被推上耀县县委书记的位置，白手起家发动群众，凿石修渠、煽动减租，一桩桩事办得风生水起，国民党在当地的政令屡屡受挫。
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1933年。杨虎城部骑兵团长王泰吉暗中与共产党联络，商议起义。临近行动前夜，风声走漏，王泰吉部险被提前缴械。张邦英赶到团部，低声一句：“愿赌服输，不如放手一搏！”王握着钢枪咬了牙，照计划起义成功。很快，这支新生队伍并入红二十六军第三团，他成为党代表，跟随刘志丹转战甘泉、照金一带。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辗转陕甘宁边区，负责兵站、动员、宣传，一度饿得以野菜充饥，但对外依旧喊出“粮草可以断，共产党不会断”。解放战争绵延三年，他奔波于西安、汉中、宝鸡之间，负责后勤与统战，葫芦里装的全是盐巴、布匹、药品。
1949年，古城西安解放，西北局缺人手，组织派他担任西北临时人民政府委员。1950年1月，他出任陕西省委副书记、政府副主席。那时的关中平原百废待兴，他提出“先治沟、再修路、后兴业”，带人上塬修梯田，缀满沟壑的一行行新绿，至今还能在卫星地图上看见。
1954年，“高饶事件”余波未息，他因过往在西北长期与地方军政干部打交道，被列入审查重点。卷宗厚得像枕头，审讯室的灯泡总是亮到深夜，也没能扭曲他的口供。“我搞过地下工作，可都是组织决定。”他说完，双眼通红，却没有半句改口。
1962年初，他调往新疆分局任三书记。南疆大旱，棉花歉收，牛羊饿死。张邦英走遍塔里木盆地，每到一地都先问：“还有没吃上饭的孩子吗？”随后拨粮、引水、修渠道，维吾尔族老乡第一次见到这位头发花白却满面尘土的汉族干部，亲切地称他“巴塔依”（大叔）。
然而，这份赤诚没能挡住突至的风暴。1966年8月25日，康生在中南海开会，阴沉一句：“陕西那帮旧军阀尾巴，要抓。”不久，张邦英被点名。他从乌鲁木齐回京参加会议，刚下火车，就被“奉命保护”的造反派连夜带走。关押审查期间，他写了二十多万字“交代材料”，仍被斥为“避重就轻”。
1969年冬，他被押至河北一个废弃兵营。供给只有窝头和咸菜，寒风从破窗直灌，屋内零下十几度。看守扔给他一床破军毯，他却用碎布缝成小口袋，仔细存放几页潮湿的纸，纸上是他偷偷写下的革命回忆。深夜里，他轻声念着旧日战友名字，像一根孤灯，守着自己的信念。
转机出现在1975年。周恩来病重期间，特批再查张邦英案卷。随着“康生集团”的阴影被逐步揭开，他的名字被从重点黑名单上划掉。粉碎“四人帮”后，中组部复议，宣布“对张邦英同志的全部结论不予采纳”。1978年春，他得以重返工作岗位，担任民政部副部长。
再披公文包时，这位历经风霜的老党员眉宇间仍带少年意气。有人好奇：“十一年冤狱，您不怨吗？”他摆摆手：“个人的事算什么，国家耽误不起。”语气平平，却透出金石难摧的劲道。
平反后的张邦英把精力放在优抚安置、烈属抚恤上。他常说，革命不是一群人的铜像，而是千千万万活人的柴米油盐。1983年离休时，他留下13个字：“人可老，事业不能老，精神更不能老。”随后悄然回到西安老家，种菜、教孙辈识字，偶尔写点回忆，夹在旧报纸里。
2010年6月，百岁高龄的他因病在西安逝世。亲友翻出他那本《片断回忆》，扉页只有短短一句：“再难的路也走过了，就当多看了几处风景。”字迹颤抖，却笔锋如故。如今人们谈起这位曾被康生按入冰窟、又在风浪中挺立的老干部，多半记得他那双不肯弯曲的脊梁：从耀县田间到民政部办公桌，跌宕七十载，始终信念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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