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年高中毕业，我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一片迷茫。不知道能干什么，该干什么。父亲抽着烟，沉吟半晌，说：“去你姑家饭店吧，学个厨师，好歹是门手艺。”
我姑父那时是镇上的实权人物，八面玲珑。他开的饭店，装修得气派，名义上是给停薪留职的姑姑找个营生，实际上，那是他谈事、社交的重要场子。那年，我十八岁，背着简单的行李，走进了那间飘着油烟的后厨。同一年，大我两岁的表哥，走进了省城的大学，成了象牙塔里的骄子。
我的世界，是灶台、煤渣和油腻的地面。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爬起来，生起呛人的灶火，做一大家子人的早饭。然后蹬着三轮车，去菜市场讨价还价，把几十斤的菜肉扛回来。客人来了，我在灶房打下手，热浪和油烟裹满全身。晚上散了席，我要帮着洗碗，把几十斤重的煤渣桶单手拎起，踩着冬天脏污的积雪，一步步挪到百米外的垃圾堆。
那一年，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身好像永远也使不完的力气。
表哥放寒假回来，到饭店吃饭。他掀开厨房那道油腻的布帘，带着象牙塔里的气息和笑意，朝里喊了一声：“哟，王师傅！”
我正蹲在地上刮灶台的油垢，闻声抬头，脸上还沾着煤灰。一道无形的、厚厚的屏障，就在那声调侃的“王师傅”里，瞬间隔开了我们。我张了张嘴，最后只挤出一句干巴巴的：“哥，你啥时候回来的？”
身体近在咫尺，但我知道，我和他，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就像鲁迅笔下，那个叫“迅哥儿”的少年和多年后木讷的闰土。
就这样，我干了整整一年。没有工资，包吃包住，好像我的劳动和汗水，是理所当然的学费，甚至是他们对我的一种“恩赐”。
有一天，姑姑让我帮她搬点东西到楼上家里。在她家干净明亮的客厅，她递给我一张钞票。
五十元。
崭新的一张，捏在手里，却像块烧红的炭。
那一刻，我浑浑噩噩的、被油烟熏麻木了的自尊，“刺啦”一声，醒了。人穷，但不能志短。原来我这一年的汗水、早起、寒冬里倒掉的无数桶煤渣、被热油溅出的伤疤……就值这个数。
过完年，我就离开了。没有告别，心里却比任何时候都清楚。
后来，我南下打过工，在工地流过汗，也挨过饿。再后来，咬牙做起小生意，结婚，生子，日子慢慢有了起色，谈不上大富大贵，但总算能挺直腰板。
我始终记得那五十块钱。它像一根刺，早早扎醒了我：有些关系，不能靠着“亲情”的幻觉来维系。所谓的“收留”和“帮衬”，有时候，底色是计算和轻慢。
后来这些年，无论我身在何处，每年过年，我还是会去给姑姑拜年。后来，姑父退了下来，门庭渐渐冷落，姑姑也老了，不再是当年那个众星捧月的官太太。每次她来我家，我依然热情招待，好茶好饭，绝不吝啬。
对我，她心中有数。这些年她偶尔提及当年，语气总会软下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愧色。
对她，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问心无愧。
那五十块钱，买断了我对“施舍型亲情”的幻想，也教会我一个朴素至今的道理：这世上，最舒服长久的关系，不是单方面的依附或恩赐，而是互利共生。你有价值，你的付出被看见、被尊重，这段关系才能稳当，才能彼此都不累。
亲情也好，其他也罢，说到底，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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