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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书房里,永远摆着那块“教子有方”的牌匾,金漆已经斑驳。母亲每天都要擦拭三遍,边擦边念叨:“这可是你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可我知道,父亲最珍贵的教子心得,藏在后院的石桌上。

那是个盛夏的午后,我蹲在葡萄架下看蚂蚁搬家。父亲摇着蒲扇走过来,在我身旁的石凳坐下。我们就这样静静地看着,看了一个多时辰。母亲从厨房探出头:“太阳这么毒,快让孩子进来!”父亲摆摆手,依旧沉默。

最后一只蚂蚁钻进土缝时,父亲突然说:“你看,没一只蚂蚁走直线。”

那年我七岁。后来许多年,我才渐渐明白这句话的重量。

父亲是镇上的中学老师,教了一辈子数学,却从不检查我的作业。他的书桌永远对镇上的孩子开放——那些被父母骂“没出息”的孩子,那些蹲在教室最后一排的孩子,那些在作业本上画满奇怪图案的孩子。他们来的时候低着头,走的时候,口袋里总装着父亲手抄的习题,纸角常常折着一只纸鹤或小船。

“李老师,我家那个榆木疙瘩……”常有家长在门口叹气。

父亲总是那句话:“让孩子自己走走看。”

我十岁那年迷上了收集石头。不是玉石珠宝,就是河滩上最普通的鹅卵石。母亲要把我那袋“破烂”扔掉,父亲却找了个木匣,用毛笔在盖上工工整整写了两个字:“石谱”。

第一个发现那些石头秘密的,是隔壁陈木匠的儿子阿哑。阿哑不会说话,整日蹲在河边。他看见我在找石头,眼睛突然亮了。第二天,我家门槛上摆着三块石头:一块像云,一块像山,最小那块,像极了一只打盹的猫。

父亲什么也没说,只是在饭桌上添了副碗筷。从此阿哑天天来,我们的石头越收越多。后来镇上发洪水,阿哑为捞一块“月亮石”(其实只是块白色的石英),差点被水冲走。陈木匠举着刨子追到我家,要砸了那盒石头。

父亲挡在盒子前,对暴怒的木匠说:“老陈,你儿子在用石头说话。”

木匠的刨子停在半空。那天之后,阿哑开始学石刻。现在,他是省里有名的石雕艺人。他的作品展开幕那天,请柬的第一行写着:“献给李老师,他让我听见了石头的声音。”

我上初二时,疯狂地迷上了天文。镇里只有一个老旧的书店,唯一一本《星空图鉴》被我翻烂了。父亲连续三个月不吃午饭,攒钱托县城的同事带望远镜。那是架二手货,镜筒有划痕,支架少颗螺丝。可当我把眼睛凑上去,第一次看清月球环形山时,忍不住尖叫起来。

那个暑假,父亲在屋顶搭了个简易棚。我们整夜整夜地躺在竹席上,他教我认牛郎织女,我教他认仙女座大星云。有时睡着了,醒来发现身上盖着他的外套,而他还在对着星图,用铅笔画着什么。

“爸,你画错了,那是木星,不是土星。”

他推推老花镜,不好意思地笑:“老了,眼睛花了。”

很多年后整理遗物,我才发现那本星图。在泛黄的纸页间,他用极小极工整的字,记满了我的“发现”:“七月廿三夜,吾儿指猎户座云气,疑见星云。”“八月初九,子言金星位移有异,查书果是。”

最后一页,是父亲自己的笔迹:“今夜与子同观流星雨。子问:星星死了去哪?我竟不能答。方知为父四十年,不过井底之蛙。幸甚至哉,此生得与子同观星河。”

高考填志愿,我想报天文学。所有亲戚都反对:“那是吃饱饭的人研究的!”“找个实际点的工作!”只有父亲,在家庭会议的喧闹中,轻轻把一份招生简章推到我面前。那是南京大学天文系的简介,他用红笔圈出“每年全国招五人”,又在旁边注了极小的字:“汝可也。”

后来我真的考上了。离家前夜,父亲在院里那棵老槐树下挖了个坑,埋下我收集的第一盒石头。“帮你守着,”他说,“等你想家的时候,它们还在。”

多年后,我也成了父亲。女儿三岁时,把冰箱贴摆成奇怪的图案。妻子要纠正,我拦住她。我们看了整整一个下午,最后女儿指着那些磁铁说:“爸爸,这是会跳舞的星星。”

去年清明,我带女儿回乡给父亲扫墓。墓碑旁,那棵老槐树更粗了。女儿突然蹲下,从落叶里捡起一块石头——温润的鹅卵石,上面有天然形成的波纹,像凝固的星河

“爷爷给我的。”她认真地说。

我愣住了。父亲去世那年,女儿还未出生。

晚上翻看老照片,在父亲那本星图的最后一页,我发现了一行从前没注意的字。墨色很新,应该是他病中补记的:

“孙辈若见星石,可告之:此乃尔父七岁时,于南河滩所得。其纹如天河倒泻,其质似君子温润。万物有灵,静观自得。祖父留字。”

月光透过窗棂,照在女儿熟睡的脸上。她手里还握着那块石头,嘴角微微上扬,仿佛在做一个关于星辰的梦。

我忽然明白,父亲从未“教”过我什么。他只是陪着我,一起看了许多次蚂蚁搬家,数了许多夜星星,捡了许多块石头。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让我自己听见了万物说话的声音。

就像此刻,晚风吹过槐树叶,沙沙作响。我听见父亲在说:

“你看,没一片叶子落下的轨迹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