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春，成都的阴雨刚歇。李明瑞烈士的二女儿李应芬提着一只泛白的帆布包，站在成都玉林小院门口。门一开，她脱口而出：“韦将军，我想知道，父亲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客厅里，七十多岁的韦杰放下茶杯，仔细端详这位熟悉又陌生的小姑娘——当年行军途中站在路边挥手的孩子，如今鬓边已有微霜。他让座，慢慢打开尘封半个世纪的记忆。
时间被拉回到1929年12月11日。那晚，百色城外灯光稀疏，邓小平、张云逸与李明瑞、韦杰并肩商量起义细节。彼时的韦杰不过十五岁，一身打补丁的灰布军装扎不住亢奋，听到“红七军”三个字时眼睛都亮了：这是属于他们的队伍。
第二天拂晓，起义枪声划破右江雾气。一连冲锋时，韦杰躲在战壕边，看见李明瑞纵马跃过浅滩，边勒马边回头吼：“打得快一点！”那嗓门，今天想来仍在耳畔轰鸣。
战后转进茶陵。补给奇缺，官兵脚上全是草鞋。韦杰见自家总指挥身穿缀补长裤，心里纳闷：一个当过国民党师长的大人物，怎会这样寒酸？李明瑞只是笑，递了半块早已风干的红薯：“扛得住，革命就有希望。”
李应芬一边记，一边追问：“他平时脾气如何？”韦杰想了想，提起一桩旧事。1925年冬，钦州。一群卫士护着李明瑞巡街，忽见酒楼门口鞭影闪动。十二岁的黄敏被老板娘抽得直哭。李明瑞皱眉，丢下五百元现洋，把人带走。临走时，他说：“小妹，跟我走，先活下去。”后来女孩被改名李美容，读书、成婚，一生感念“李大哥”，这份善念被黄敏在八十年代亲口转述给李应芬。
韦杰又说起北上江西的路。1930年夏，红七军翻越大庾岭，雨夜泥泞。李明瑞与邓小平不骑马，执意步行。战士们劝，他摆摆手：“冻是大家一起冻，路是大家一起走。”黄超回忆，过红河那天，李明瑞裤腿打着补丁，胳膊底下夹着地图，水没过膝，一句话不吭。平日里见他指挥若定，上阵时又冲锋在前，这才是真正的“总指挥”。
对话间，韦杰打开抽屉，拿出一张早已泛黄的《红七军北上行军路线图》。路线尽头，江西万安一带被红笔圈出。韦杰指着图上的小十字：“你父亲牺牲后，就埋在这一带的山坳，具体经纬我只能给出大致方位，当时太匆忙，没能立碑。”
短暂沉默后，韦杰忽而道：“如果真想弄清楚他的全部，还得问一位老人——邓小平。”这句话在寂静的屋子里格外清晰。李应芬点头，她知道父亲与邓小平惺惺相惜，却没想到情谊深到需要小平同志来“定性”。
1929年夏，广西南宁。李明瑞任军事特派员，主动邀请中共派人协助整军。邓小平肩扛行李走进将军衙门，两人一见如故。释放政治犯、清查贪官、减租减息，任何决策李明瑞都倾向共产党。俞作柏那边忐忑不安，李宗仁更是惊叹：“桂省快成共产党根据地了。”
不久，国民党右派反扑。反蒋失败，俞作柏仓惶南逃。关键时刻，是邓小平建议留下的四五千警备兵稳住了南宁。李明瑞这才看清“靠谁能打天下”。一夜长谈后，他脱口而出：“我跟你们干！”第二个月，他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
然而世事多舛。1931年春，新派中央调走邓小平，改派李立三路线人员接手红七军。李明瑞东征失败，突围受挫，被俘于龙安。翌日清晨，枪声在雾中响起，年仅三十五岁的一代骁将倒在刑场。广西老区的老人常说：“那天的雨，比血还冷。”
1945年，延安。中组部将“李明瑞”三个红字写入《烈士英名录》。毛泽东听取汇报时点头：“此人当年若在，恐又是一员大将。”同年秋，邓小平向同志们提到红七军往事时，还特地提醒：“李明瑞的贡献，不能忘。”
时针回到韦杰的小院。夜色降临，檐前的帘子被风吹得猎猎作响。李应芬把笔记本合上，语气轻却坚定：“多谢将军。我会去江西找。”韦杰起身，扶住门框，声音低沉：“找到他，把土带回广西，烈士见故乡，也算安息。”
多年以后，明瑞中学的大门口悬挂着邓小平亲书校名。师生进出，抬头即可看到那一抹端秀的行书。人们或许不知道，这六个字背后，是一个十五岁少年、一个三十五岁烈士以及一位终生怀念老友的耄耋老人，共同写下的烽火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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