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世界报》刊登了约瑟夫·乔菲的评论，其标题十分醒目，称欧洲病夫的帽子又被扣到德国头上。巧合的是1999年《经济学人》首次用这个词语来形容德国的时候，现任财政部长林德纳还只是刚刚进入政坛的年轻议员。当下他在达沃斯论坛进行辩解，称德国只是有一些疲惫，需要喝杯咖啡。这种从病人到困倦者的说法上的转变，如同德国经济现状的一种比喻，不是急症突然发作，而是处于慢性的疲惫状态。
德国人自己大概也没有料到，当年施罗德推行2010议程所带来的黄金时期，会如此迅速地消逝。2023年德国的GDP缩减了0.3%，工业产出比疫情前低10%，就连大众汽车都关闭了本土的工厂，这可是88年来的头一次情况。这种下滑最为残酷的地方在于其具有理性的特点：企业用脚投票转向海外，并非是出于冲动，而是经过计算清楚了成本账。能源价格比美国高出两倍，审批建厂需要等待5到7年，这样如同温水煮青蛙一般的困境，比一场金融危机更难以应对。
历史常常以相似的情节来折腾人们。2003年德国借助劳动力市场方面的改革从而实现了重生，但是当下却陷入到更为复杂的结构性困境当中。来自绿党的经济部长哈贝克一方面关闭核电站，另一方面面临着化工企业产能利用率仅仅为71%的糟糕情形（盈利需要达到82%）。并且社民党总理朔尔茨在联盟内部的争斗过程中，连300亿欧元的投资计划都没有办法推动。这样的内耗让人联想到梁启超在吐槽晚清改革时所说的话语：改一个字如同割自己的肉一般。
世界也许已经更换了竞赛的场地，这或许才是让德国感到尴尬的地方。中国的电动车在德国本土市场占据了15%的份额，而德国的汽车企业还在争论要不要保留内燃机的技术。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的网络速度在全球排名第51位，比菲律宾还要差，但是政府数字化清单上的600项任务却只完成了30项。德国在传统的竞赛场地失去优势，在新的竞赛场地又处于落后状态，这种双重的压力比单纯的经济周期的衰退更难以应对。
有一份调查记录显示，61%的德国企业认为本国的商业经营环境没有太多的吸引力。这种集体情绪的转变，比任何数据都更能够说明问题。如同当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德国的专家曾经预测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会在十年内消失，但是中国依靠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链的升级又持续发展了二十年。现在轮到德国面临类似的状况了：当廉价的俄罗斯能源和稳定的中国市场这两个支柱出现动摇的时候，是继续修理旧船，还是重新打造新的船只？
德国实际上还有可以运用的策略。它的研发投入依旧排在世界第四位，隐形冠军企业的数量在全球处于第二位。但是如同科隆市长罗特斯之前在上海乘坐地铁时所发现的情况一样，真正的竞争力并不存在于报表之中，而是存在于街头巷尾的活力当中。当下德国企业最为担忧的，并非是技术存在短板，而是每周工作时长不足35小时的员工，如何才能够跑赢每天都在进行迭代更新的中国研发团队。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病夫诊断或许需要换一个角度来进行理解。它并非是死刑的判决，而是体检所给出的警示。德国在19世纪依靠关税同盟得以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依靠社会市场重新振作起来，这表明这个民族比较擅长在危机之后对秩序进行重构。而这一次不需要像施罗德那样进行局部的手术，而是需要像1871年普法战争之后那样进行系统性的重塑。毕竟巴斯夫要到中国湛江建立基地，波兰的5G覆盖率已经超过了德国，这时候进行小的修补就已经不够用了。
德国对于中国的态度存在着矛盾的情况。一方面有91%的德国企业希望留在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德国政府却在炒作去风险的相关内容。这如同一个人明明知道良药是苦的，却去抱怨药瓶的外观不好看一样。中国欧盟商会的前主席伍德克曾经说过，让中国企业到德国去进行投资是化解彼此之间误解的良好办法。
历史不会重复相同的情景，但是会存在相似的节奏。德国人在怀念默克尔时代的稳定的时候，应该要明白她继承了施罗德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当他们担忧自己国家的命运的时候，或许应该去思索中国曾经是如何通过开放来推动改革的。所谓的教训不是让人直接进行照搬，而是起到提醒的作用：在危机面前最大的风险并非是摔倒，而是不愿意站起来的那种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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