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2月的北京，室外呼啸的寒风卷着残雪。中央军委会议间隙，几页调查材料被送到叶剑英面前。第一页顶端写着“息烽集中营遇害女党员身份存疑”，后面附着七份烈士名册，其中一个名字——张露萍——让这位元帅停下了翻阅动作。
叶剑英抬头问负责档案清理的雷英夫：“是不是当年喜欢唱《干一场》的那个女孩？”得到肯定回答后，他轻轻敲了敲桌面，留下九个字，“她就是那个‘干一场’。”这句近乎口语的确认，给悬而未决的烈士认定按下决定键。
审查组之所以反复求证，是因为张露萍生前使用过五个化名，真实姓名余薇娜连不少老地下党员都未听过。更麻烦的，是她在军统电讯台潜伏半年即被捕，从此下落成谜。许多旧档案仅写着“疑似叛变”四个字。
时间拨回到1945年7月14日清晨，贵州息烽。山谷里雾气浓得像泼过的白墨，七名犯人被押向刑场。队伍最前面的年轻女子没有低头，她甚至整理了一下被拧断的衣扣。看守凶狠地呵斥，她却笑着问：“太阳出来了吗？”枪声很快掩盖住了回答。
这一声枪响，把很多线索都随之埋进黄土，也让她的丈夫李清在延安的谣言里煎熬了整整四十年。有人说张露萍在重庆穿金戴银；有人说她改投军统。李清反问过同事，“她若变节，为何不回延安控诉我们？”没人答得上来。
1939年深秋，西南浓雾常年不散。张露萍奉命离开延安前，硬塞给李清一张照片，背面只写了三个字：“等我归。”当时她才18岁，抗大结业不久，叶剑英看中她陌生的面孔与极佳的无线电成绩，把她派往军统电讯总台建立秘密党支部。
有意思的是，真正把共产党引进军统电台的，不是外人，而是早年失联的党员张蔚林。张蔚林透过曾希圣建立单线联系后，再把冯传庆、赵力耕、杨洸等相继拉了进来。南方局需要一个既年轻又敢闯的领导者协调这个小组，叶剑英一锤定音：张露萍。
从潜入那天起，她用“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住进牛角沱的平房，屋里摆着搬家时顺带的绣花枕和收音机，全是掩护。短短半年，机密电报、密码本、军统调动计划经她之手化整为零，从不同渠道送达曾家岩50号。曾希圣后来回忆：“那姑娘有股拼劲，文件放进袖筒就敢骑车冲过检查哨。”
遗憾的是，经验不足终究暴露了薄弱环节。1940年春节后，电讯监察科坏了三只电子管，科长肖茂如顺手把张蔚林推进看守所。关押本是例行惩戒，可张蔚林慌乱逃跑，反而令军统起疑。一张突击搜出的入党申请书，把整条暗线挖了个底朝天。
张露萍当时已回成都探亲。军统伪造电报催她返渝，她毫无防备踏进沙坪坝车站。刚下车，就被四名特务戴上黑头套。狱中，她先后遭遇绳刑、老虎凳、电刑。周养浩企图软硬兼施，她冷不丁一个耳光甩过去，留下一句“共产党不是吓大的”。这句话在狱卒私下流传，“那个小姑娘胆子比谁都硬。”
蒋介石闻讯震怒，斥责戴笠“让共党打进了自家大门”。戴笠后来对亲信低声道：“这比枪毙我更丢脸。”惩罚随之升级，但张露萍与同伴始终未吐露一字。直到1945年夏天，重庆已现抗战胜利曙光，军统却急于毁灭证据，将她们秘密转押息烽。
24岁的生命在枪口最后一秒仍保持昂首，军统档案只留下干巴巴一行字：“女犯张××处决。”李清在延安收到简陋的官方通报，“同志失联，去向不明”，他守着那张发黄的照片复写了数十封查询信，无一回音。
历史的封尘被重新撬开，是在1982年。重庆日报记者肖鸣锵在成都参加座谈时听车崇英提到“敢打特务耳光的女党员”。职业敏感让她深挖。经过四川省委、贵州息烽县委联合调查，七位无名烈士轮廓逐渐完整。关键关节仍在北京。
当年的南方局重要成员大都健在。雷英夫把整理好的调查报告递到叶剑英手里，元帅听完经过，先笑，后沉默，末了才轻轻说：“证实她的身份，越快越好。”紧接着写下证明：“张露萍，延安抗大，代号‘干一场’，确为我党党员。”落款日期——1982年2月15日。
三个月后，《光明日报》整版刊出《她就是那个“干一场”》，读者来信如雪片，一些当年军统老兵也提供旁证。四川省民政厅很快作出决定：张露萍烈士。文件编号川民〔83〕35号。6月，重庆“中美合作所”旧址展厅增设“电讯台特支七烈士事迹”专柜。
1984年，七人遗骨迁葬息烽烈士陵园，新墓位于山脊西侧。清明前夕，李清带着灰白的眉毛赶到重庆，再转贵阳。他蹲在妻子墓前，许久说不出话，只把那张发黄旧照压在墓碑石缝里。碑文最后一句写着：“干一场，亦赴死。”
自此，“疑似叛变”被彻底抹去，取而代之的是烈士荣誉，但张露萍留给后人的，却不仅仅是称号。她生死关头的不屈、行动中的大胆，都在提醒后人：地下战线没有硝烟，同样需要冲锋。
信史与回忆交织，若要追问那一巴掌落在周养浩脸上的声响，已无从验证；可那股透着火焰的勇气，在许多老同志复述时依旧发烫。几十年过去，叶剑英证明的一句“她就是那个‘干一场’”，让尘封近四十年的青春英烈重新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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