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北京的北风裹着雪粒扑进功德林管理所，刚获特赦的杜聿明在回忆录草稿里写下这样一句话：“新38师的孙某，自恃洋法，不能与我同道。”寥寥十五个字，把一段持续二十年的龃龉重新摆到了台面。彼时的孙立人远在台北，手握钢笔批改学员作业，听说这句话，只淡淡回了一声“各有选择”。从同袍到陌路，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得从两条本就不同的轨迹说起。
1923年春，安徽合肥，23岁的孙立人披着学士袍向父亲告别，纸上写的是去美国普渡深造土木工程。三年后，他却把行李搬进弗吉尼亚军校；再一年，他戴着少尉军衔踏遍英法德军营。那段欧洲考察里，他第一次见到摩托化步兵协同空中侦察的演练，“军队若想活下去，得学会动”——他的日记里留下了这句话。西式指挥、模块化训练、精准射击课目，一个个想法在脑子里愈发清晰。
相隔千里，1927年的南京，杜聿明结束黄埔第四期高炮教程，紧接着投入北伐。他更相信“通盘计划—集中优势—速战速决”的传统模式，对条令背得滚瓜烂熟。短短几年，第五军被他打造成装备最好的机械化劲旅。杜聿明崇拜的，是蒋介石强调的“令行禁止”；孙立人推崇的，则是史迪威常挂嘴边的“机动比正面更重要”。分歧埋下伏笔。
1942年2月，十万中国远征军渡过怒江进入缅北。史迪威任第一路军总指挥，杜聿明暂代总司令，新38师隶属第66军，却直接接受史迪威战术节制。开战后一周，日军四个师团扑向仁安羌油田，英军第一师被困。英印联军发出求援时，杜聿明主张稳守同古，以全军为重；史迪威则拍着桌子对孙立人说：“你的师，去救人！”孙立人答：“24小时，若失败枪口向我。”这段简短对话，后来在两人评书中反复出现。
三月下旬，新38师仅用八百余人撕开日军包围，救出被困英军七千余，将近一千名平民随队撤出。英方电台连呼“Chinese Lawrence”，名声轰动。杜聿明却在日志里写道：“孙师长擅离本军，掩护英军，置全局于何地？”一句“擅离”，透出不满。
四月，整个战区局势急速恶化。史迪威提出全线向印度撤退，蒋介石电令远征军北返经野人山回滇。杜聿明执行后者，新38师执行前者，远征军由此分为两股。野人山植被茂密、疫病横行，第五军辗转百余里便断粮，尸骨沿途可见；新38师顺畅进入印度蓝姆伽集训地，人数反增至一万一千。消息传到昆明，军政部只字未批评杜聿明，却将“主动保存有生力量”写进了新38师的奖状，这让杜聿明更觉刺耳。
翌年，新38师改编为驻印军新一军三十八师，孟拱河谷、缅北胡康河平原连战皆捷；第五军则伤痕累累回到国内整补。双方在兵站部交换情报时，杜聿明看着那份“孙师印制之丛林战斗笔记”，冷笑一句：“又是洋玩意儿。”听者不敢接话。矛盾由战场延伸到制度，杜聿明强调军令链条，孙立人强调基层自主；一个讲“集中”，一个提“分散”，理念差距愈来愈大。
抗战胜利后，孙立人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建议采用“拖、围、断”机动方式整肃苏宪兵残部；杜聿明则主张重兵据线，逐点攻击。蒋介石两边调和，最终采纳了杜案。辽西平原几场遭遇战后，孙立人写信指出“正面重兵容易被分割”，杜聿明回批“纸上谈兵”。两人彻底不往来。
1948年徐州会战，杜五兵团主力被东野分割包围，他在青龙集被俘；同年，孙立人率新编二军驻守台湾防线，训练全岛第一批滑翔机排与空降排。局势巨变，身份移易，更无聚首可能。
解放后，杜聿明在功德林读书、写作，健康每况愈下；孙立人则因“部属私通”案被软禁，直到1988年才获释。业内常说两人性情不合，其实症结在信仰不同：杜相信绝对服从，孙笃信灵活主动。两条思维路线拉扯了整个远征军，也拉开了两位名将的距离。有人叹惋，也有人觉得必然；军事史留下他们并列的姓名，却再无并肩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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