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机密落在中国两个月，日本却秘不敢宣？
日前，日本共同社自爆丑闻，称日本原子能规制厅的一名职员，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因为私事去了趟中国。结果在此期间，把自己工作用的智能手机给丢了。
因为工作性质，这个手机非常重要，保存着机密性非常高，且日方没有对外公开的一些核安全部门的职员姓名和联系方式。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关于“丢手机”的普通社会新闻，那你可能就被这出精心编排的“政治苦情戏”给骗了。
按理说，身为掌握核心机密的涉密人员，出境应当有严格的报备和设备管理流程，这个人 不仅大摇大摆地把装有政府机密信息、核安全部门同僚姓名及联系方式的公务手机带出了国，更是在疑似上海机场过安检时弄丢了手机，却是在整整“事发3天后”才猛然惊觉大事不妙。
三天！整整72小时的安保真空期，在这三天里，这部存有大量未公开敏感资料的手机处于何种状态，无人知晓。
等到这位职员终于想起要上报备案时，日本方面才发现更为致命的技术漏洞：因为手机没电或关机导致无法接收信号，他们甚至无法进行远程锁定或数据清除。这就好比把自己家的金库钥匙丢在了大街上，还没办法换锁。
真正值得玩味的，不是这位职员如同“无头苍蝇”般的个人疏忽，而是日本政府对此事的处理态度。
要知道，这件事发生在11月，为什么日本方面当时一声不吭，硬是把这个不仅丢人而且可能泄密的重大安全事故捂了两个月，偏偏选在现在的1月对外大肆渲染？
就在日本抛出“手机在华遗失”这个消息的前，中国商务部刚刚祭出了一记重拳：发布关于强化两用物项对日出口管制的公告。
这并非普通的贸易调整，而是一次精准的“画线”，在那份长达一百多页的管制目录中，从半导体相关的关键制造设备到极为敏感的稀土加工技术，凡是可能被用于日本军事用途的物资，全被中国严丝合缝地卡在了国门之内。
这比当年欧洲遏制中国的“瓦森纳协议”还要严苛，这种焦虑迅速在日本政界蔓延，日本外务省的官员金井急得跳脚，直接找到了中国驻日大使馆提出所谓的“强烈抗议”，声称中方的措施不符合国际惯例，要求撤回。
甚至有一些日本网民在极度恐慌中失去了理智，将这种合规的贸易管制妄称为“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对日本的禁运”。
这显然是心虚的表现。当日本政客高市早苗不断发表错误的涉台言论、挑战中国底线时，日本舆论场可没有这么“委屈”。
当解放军此前举行围台军演，日本官方选择装聋作哑，试图通过“静默”来掩饰内心的不安。如今，当中国的反制措施真的落实到具体的工业血液，稀土和半导体材料上时，那种实实在在的痛感终于让他们坐不住了。
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民怨沸腾的背景下，“核机密手机在中国丢失”的旧闻被作为一种策略性武器抛了出来。
日本政府极力想通过这件事塑造一种“受害者”的形象。他们在描述中刻意模糊了职员违规携带机密出境的主观过错，也不提上海机场作为公共场所已经尽到了应尽的协助寻找义务。
要知道，根据民法典原则，虽然拾得遗失物应返还，但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场地提供方要为一个马虎大意的成年人承担保管私人物品的无限责任。
日方却在言语间含沙射影，似乎是因为“在华”这个环境才导致了数据的风险，企图用这种低级的阴谋论，将国内民众对出口管制制裁的焦虑，转移到对中国的莫名猜忌上来。
这种“碰瓷”手法的背后，其实还掩盖着日本核能领域早已千疮百孔的信任危机，如果说丢手机是偶然，那么一系列的“巧合”连在一起，就是系统性的崩塌。
就在今年1月初，中部电力公司又承认在重启审查中竟然操纵地震数据。加上福岛核事故留下的心理阴影，日本民众对政府监管能力的信任早已透支到了负值。
如果在那位职员刚刚丢手机的11月就曝光此事，对于正要在地震带上强推核电站重启的日本政府来说，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
公众会质疑：一个连核心员工的工作手机都管不住、甚至三天都发现不了丢东西的部门，凭什么保证核反应堆的安全？
所以，他们必须忍，忍到两个月后，忍到中国实施强力出口管制、日本国内对此一片哀嚎的时刻。这个时候再把“手机事件”放出来，原本的“管理渎职”摇身一变，就成了“在华安全风险”。
这一招“移花接木”，既冲淡了民众对核电管理混乱的关注，又给因遭受制裁而愤懑的民族情绪找了一个宣泄的靶子，但这这种小聪明终究是掩耳盗铃。
中国划下的红线是清晰的：军民两用的物资，绝不允许流向那些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一方，日本如果真想解决问题，应该正视目录上那一百多页的详实清单，而不是指望靠编排几个“丢手机”的苦情故事来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或者像祥林嫂一样拿“珍珠港”做不恰当的比喻。
这出戏演到最后，手机能不能找回已经不重要了，日本政府用这种方式，彻底暴露了其内部治理的混乱与外交心态的扭曲。
当“工匠精神”变成了连一部手机都守不住的笑话，当严肃的贸易博弈被异化为低级的舆论碰瓷，日本失去的，恐怕远不止是几条核电站负责人的联系方式，更是作为一个负责任国家应有的体面与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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