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的一天，北京西城区一间不算宽敞的会议室里气氛有些凝滞。窗外寒风刮着，屋里却热得让人出汗。有人低声提议：“大势已去，职工只能各谋出路。”坐在角落里、头发花白的杨成武抬起头，声音低却清晰：“战争年代咱们靠的是他们，如今让他们自生自灭？我不同意。”短短一句，把刚才的喧闹压了下去。
消息很快传开。那一年，全国国企减员增效的文件一份接一份，东北、华北、华东几大老工业基地首当其冲，许多工人突然发现自己的饭碗悬了空。厂区高大的灰色烟囱依旧冒烟，可车间的机器却停得越来越多，连当值的警卫都在摇头。一时间，“下岗”成了街头巷尾最沉重的词。
此时的杨成武已经83岁，自1988年离开领导岗位后，他本可以在家颐养天年。可多年战地生涯养成的习惯让他仍盯着报纸和收音机，一旦听到“人民”的事，整个人就像拉了弦。对他来说，老兵与工人并无二致——都是把命运系在国家车轮上的普通人。
他对秘书提过一句：“打仗时，前边有枪林弹雨，后边有老乡的粮袋子；如今厂子关了门，谁替这些人撑个篱笆？”秘书无言。的确，从1930年入党到1979年退下军事一线，杨成武见惯了大起大落，可从没见他这样急。这股子急里带着几分倔，熟悉他的朋友说“老杨又犯毛病了”，可谁都知道，倔劲儿背后是一条再简单不过的原则——不能丢下人。
记忆在他心里总是翻涌。1935年5月，大渡河边，暴雨如注，红四团吊在半空的十余根铁索上硬生生夺下泸定桥，22名战士没等到欢呼就倒在对岸。那一夜，杨成武抱着最后统计的伤亡表发愣，嘴里嘟囔：“人不能白死。”六十二年后，他听到工人兄弟可能连口饭都保不住，脑子里轰的一下，全是那张血迹斑斑的表。
有人劝他看开点：“改革是潮流，个人力量太小。”他反问：“潮流就一定要把人卷走？”对话很短，却足够锋利。随后，他托人向有关部门递了封建议信，核心只有一句：安置方案要先定，再谈压缩编制。措辞不算激烈，却掷地有声。
信件传递过程中，有关领导私下说：“杨老的感情可以理解，但现实很难。”现实当然难。1997年至1998年，仅东北三省下岗职工已突破三百万，很多企业亏损积重难返。可在杨成武眼里，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家庭的锅碗瓢盆，泪光与叹息混在一起，哪能用“难”字打发。
值得一提的是，杨成武并非只讲情怀。信中他提出用旧厂房转型、以技校再培训、扩充城市公共服务岗位等一揽子办法。方案算不上完美，却比一句“自谋出路”实在得多。有干部看后感慨：“老将军站在百姓那头，居然还帮着我们盘账。”
同年秋，部分地方试点“再就业工程”，街头出现了崭新的职业介绍所。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杨成武披着大衣从鼓楼大街悄悄绕到宣武门附近，远远看了下新挂牌的服务中心，灯光昏黄，几个等候登记的工人正低声聊着。他没进去，只在路边站了几分钟。陪同的老战友问：“你看什么？”他答得轻：“看人有没有盼头。”
日子往前走。1998年春末，全国再就业人数统计第一次出现正增长。数字不大，却让很多家庭重新点上炉火。相关文件里看不到“杨成武”三个字，但熟悉内情的人知道，老将军那句“不让工人自生自灭”像石子落水，荡开了圈涟漪。
2004年2月14日，杨成武辞世。灵堂外寒风凛冽，前来悼念的人排成了长龙。有人是昔日的战友，有人是曾经的下岗工人。一个戴棉帽的中年汉子低声说：“他没让咱们掉队。”简单一句，胜过千言万语。
传奇一生终有谢幕，可那句“我不同意”留在许多人的记忆深处。当年灰色厂房里徘徊的身影，后来在城市新的角落点起灯火，而所有与这盏灯有关的人，都记得那位老兵的执拗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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