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深秋，故宫午门前，71岁的潘汉年和夫人留下一张合影。画面里，他的西装略显宽大，却掩不住那股精干神情。谁也想不到，这位曾在淞沪弄潮的传奇情报员，此刻正处于“假释”状态，身后还有一道悬而未决的阴影。
倒回到1932年初春，上海法租界依旧霓虹闪烁。潘汉年从一辆黄包车跳下，钻进霞飞路的冷巷，手里那只公文包装着一份最新密码本。当天夜里，特科成员完成了对叛徒顾顺章残部的监控，草蛇灰线由此埋下。彼时的他不过二十六岁，却已在康生、陈云面前显露出过人心思，于是得了个颇带戏谑味道的绰号——“小开”。
1939年，他奉中央社会部之命离开延安，经香港潜入上海。目标很明确：锁定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以李为跳板搜集日军对华中根据地的作战计划。初次接触李士群前的夜里，潘汉年用铅笔在日记上写下八个字：“危墙之下，慎言慎行。”第二天清晨，他把那页纸撕碎丢进苏州河，向来不留痕迹，这一点在后来却成为审讯者口中“动机可疑”的注脚。
时间推到1943年盛夏，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悄悄给潘汉年下达新指令：再赴上海，查明日军对新四军即将展开的“清乡”范围。任务紧急，潘汉年与老“中间人”胡均鹤再度联手。就在这次行动中，意外发生——胡均鹤把他带进了汪精卫的宅邸。客厅里，汪精卫叼着烟斗，冷不丁抛出一句：“与蒋合作，何苦？”潘汉年没有多谈，仅回了四个字：“绝无可能。”短短十分钟，会面结束，却为他埋下巨大隐患。
1945年2月15日，延安窑洞里的电报机急促作响。饶漱石向康生发送绝密电：“情报系统称‘小开’赴南京与日方谈判，并会汪。”康生随即覆电解释事情原委，毛泽东审阅后暂且按下不表。会后，潘汉年否认曾见汪精卫，毛泽东也选择了相信。然而，这一选择十年后轰然动摇。
1955年春，潘汉年在北京参加会议，胡均鹤却因旧案被捕。口供一出，真相不再遮掩。4月4日，康生审讯时直问：“为何沉默十年？”潘汉年低头答：“无令擅见大伪，怕牵连组织，遂延误。”这番话，既像辩解，又似无奈。毛泽东批示：“不知轻重，不可信用。”至此，大局已定。
1963年，历经长达八年的调查与审讯，潘汉年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两年后，他因身体原因获准假释，仍享八级干部待遇，可自由外出。有人揶揄，这是“半身出笼”。他自己则在给妹妹的信里写道：“命途多舛，尚存寸心。”没人料到1967年“再捕”令会突然袭来，陈伯达一纸命令，让他重回囚室。命令执行前，他正住在日坛医院做肝部复查，诊断书上赫然写着“多肝肿，疑癌变”。
1975年初夏，潘汉年被安排到湖南茶陵洣江茶场休养，这算是生涯里难得的安宁。他每日清晨沿着茶垄散步，手里握着旧望远镜，看雾气在山谷蒸腾。有意思的是，他仍保持记录习惯，却用复杂符号替代文字，外人难解。最后一份记录停在1976年12月28日，空白页后再无笔迹。
1977年4月14日22时50分，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病房灯光昏黄。医生摘下听诊器，向守候一旁的亲属轻声道：“心跳停止了。”随后进行的医学尸检得出一句骇人结论——肝脏已“烂成豆腐渣状”。从情报战场到病榻终点，潘汉年用尽三十余年的坚毅，却没能抵挡癌细胞的侵蚀。
1982年，中央下发文件，为潘汉年彻底平反，认定其在敌后情报战中“贡献卓著，问题性质为失察与疏忽”。文件语言简短，没有任何修饰，但对熟知往事的人来说，这八个字意味着沉重重量的卸下。可惜，主角已无法听见。
回顾他的一生，起伏与荣光交织。青年时期的锋芒，让他在地下战线上屡建奇功；晚年的多舛，则体现了革命年代人物命运的复杂性。情报人员行走刀尖，经常只有一线生死。他曾说过一句玩笑：“情报就是火，离得远了，冻死；靠得近了，烧伤。”若让后人评说，是非功过自有公论，但那些潜伏、那些暗号、那些被塞进鞋底的密码纸，都在无声处写下了历史的另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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