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的夜风已透着寒意，天津劝业场门口仍人声鼎沸，观众涌向“天韵茶园”只为听一出《死后明白》。大幕拉开，台上那位淡粉水袖的旦角一开嗓，满场静若无人——她叫爱莲君，只二十岁出头，却被公认是当时北方评剧舞台最亮的那盏灯。
灯光耀眼，身世却晦暗。1918年春节前后，她出生在天津东门外一条破旧胡同。父亲靠拾荒换一日三餐，母亲接连生养，家中孩子多得挤不下。1930年夏天，一场连月大雨冲垮了微薄生计，11岁的爱莲君被卖给一个号称做“绸缎生意”的外地客。几枚银圆换来一家人的几口救命粮，却切断了女孩的童年。
那位“客商”并非做布匹，而是专门收买幼女，再逼其入暗门的鸨婆。她给孩子改了名——赵久英。聪慧如她，很快看穿对方真正谋划的生意。为了逃离注定的深渊，少女逢人就说：“让我唱戏吧，我能赚钱，比那些见不得光的法子强多了。”一句话击中了养父母的贪念，他们相信舞台的银子也许更多，便把她送去学艺。
1931年，十二岁的赵久英来到天津宁远街，拜著名莲花落老艺人赵月楼为师。赵月楼见她声音清亮、骨相端正，断言“此女能担旦角”。自此晨昏练嗓、跪地打千遍水袖成了日常。茶园伙计说她“起得比豆腐匠早，睡得比灯市火晚”，一点不夸张。
十四岁那年，她改回艺名爱莲君，第一次在“吉庆园”挑大梁，唱的是《回杯记》。行里人评价：嗓音有刘翠霞的明快，又带白玉霜的韵味，扮相还年轻，未来不可限量。评剧在津门方兴未艾，四大花旦的名目便在戏迷私下排座次：刘翠霞、白玉霜、花月仙，再加一个新晋的爱莲君。
然而，台前名角，台后囚笼。养父母见她声名鹊起，立即把茶园后台改成暗门小屋，戏票价疯涨，夜里又以“包房赏戏”为名收取嫖资。她试图抗争，结果换来一顿鞭打。那晚，她嗓子破了皮，却被迫带伤登台，唱完《罗汉钱》才得片刻喘息。
有意思的是，正当外界艳羡她的风光时，她偷偷与一名票友书生互通书信。书生懂戏，常在台下拂袖击节，对她说过一句话：“待你卸粉，我携你归去，种杏种桃，不用再唱。”寥寥数语，足以让身陷牢笼的女子生出逃离的勇气。
好景仅维持数周。信件被养母发现，书生被人堵在巷口痛打，随后被赶回山东老家。养母把门一锁，丢下一句狠话：“你这一身戏价千金，成亲？想都别想！”当夜，少女捂被痛哭，嗓音沙哑到第二天几乎发不出声。
身体的抗争紧随而至。长期换场、彻夜伺候，加之鸦片麻痹，她的肺病愈发严重。1938年初冬，她接连唱了三天《苏三起解》，第四天清晨突然咳血，被抬进寒冷的厢房。医生诊断：急性肺炎兼干痨，需静养。可茶园给出的回应是“先唱完这轮班期再说”。
1939年2月17日清晨，爱莲君靠着床沿轻声对贴身丫头说：“帮我取那件粉红绸衣。”丫头愣住，她笑了笑，“唱苏三时的那一件，干净。”衣裳穿好，发髻重新绾起。她躺下，手指还轻轻掐着板眼，却没再睁开眼。年仅二十一岁。
消息传遍天津卫，茶馆掌柜一声长叹：“这姑娘，唱腔里头拐小弯儿的味儿，再难寻。”戏迷赶往灵堂，挤得水泄不通。更荒诞的是，养父母竟把灵堂外当成票口，让人付钱进来吊唁，“瞻仰遗容一次两角”。众人指骂，终未阻止他们最后一次榨取。
同年夏天，《大公报》副刊发表悼词，称她“如昙花，虽一现，但芬芳长留”。行内老人转述那条短评时常自言自语，“要是生在好人家，该多好”。遗憾的是，乱世让许多花朵来不及盛开就被风雨摧折，她只是其中最令人扼腕的一位。
晚清民初，北方戏班有个暗规则：唱戏与卖笑往往绑在一起。白玉霜出道时也曾差点沦落，好在师父力护；花月仙被富绅包场三月，才保住清白。相比之下，失去庇护的爱莲君更像个任人摆布的棋子。她用短暂的七年，从跑龙套一路成为头牌，却终究没能挣脱身后的枷锁。
天津档案馆至今仍保存一张1937年的《罗汉钱》演出台照。照片里，她微昂下颌，眼神清亮。没人看得出，那是一副被病痛侵袭的身体；也没人想到，两年后她将与世界诀别。舞台上万籁俱寂的那一瞬，观众只记得她尖团字正的唱腔，却不知后台暗处困住了一只无处可逃的笼中鸟。
二十一年生命，点亮了北方评剧最璀璨也最阴郁的角落。如今旧茶园早成商厦，老票友提起她，仍会挥手示意：“那丫头嗓门儿好，底子苦。”这大概是她留给人世最直白也最讽刺的墓志铭——苦出天姿，却苦不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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