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中旬，四川蓬安已是稻谷收割的尾声。探亲假的最后一晚，广播里一句“云南边境将组建第二次大扫雷部队”的新闻像一把火烧进脑海。那一瞬，一股冲动压过了对家乡的眷恋：得去报名。
回溯到1991年，新兵连结束后，被分到工程兵汽车连，主业是修车、操作推土机。八年里，跑遍穷山恶水，忙的是道路抢修、桥梁加固。虽然和前线距离不近，但“当兵就得上最危险的地方”始终在心里打转。老山，这三个字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自己。
归队后，先把申请书拍在连长桌上。连长抬眼问：“你对地雷有多少门道？”一句“愿意学”让办公室的空气有点尴尬。连里缺维修骨干，领导担心人手断档。可申请表递上去就不打算收回——这是多年的念想。
批复下来，名字写进扫雷大队名单，不过只给了后勤保障岗。调令一读完，心里那口气堵得慌，当晚跑去指挥部再请战。“不上雷场，算什么扫雷兵！”这句话一出口，值班参谋抬头瞟了半天才回：“明天体能补测，过了再谈。”
补测之严，比新兵连还狠。二十个单杠、八公里武装越野，外加一套排雷器材速拆速装。手腕磨出血，成绩却排进前三，指挥部总算松口，同意把人调进扫雷二队，并指明：班长职务，自己担。
真正的门槛是雷工理论考。教材厚得像砖头，炸药学、引信构造、越式防步兵雷、美制跳雷……白天训练，晚上对着台灯啃图纸。遇上难点就拉着参加过第一次大扫雷的老兵喝茶请教。“排长，这种压发雷遇雨潮会哑火吗？”对方撇嘴：“别做梦，老雷最坏。”一句话胜过十页课本。
合格证到手的那天，家里电话却追了过来。“不是去修车吗，怎么跑去拆炸弹？”父亲的担忧、母亲的哭腔、对象的沉默，一股脑压下来。解释再多，也敌不过一句“要是出了事咋办”。后来父亲只说一句：“既然是军人，自己拿主意。”而对象却扔下一句“上雷场就分手”。电话挂断，宿舍窗外只有虫叫，心里像被撕了一条口子，但决定已下，不退。
2000年1月6日，老山脚下，雨后雾气挡住了山脊。第一天开工，探雷针插进潮湿红土，每一次扎下去，汗珠就顺颈往里钻。训练场一分钟能搞定一颗雷，真刀真枪第一颗花了整整五分钟。卸下雷管那一刻，手套湿透，连指尖都在颤。
扫雷的程式简单，危险却无处不在。一次在327高地下侧清排通道，山沟里荆棘横生，还夹着锈迹斑斑的手榴弹碎片。刚探出十多米，脚边蹦出一节黑乎乎的“鞋底”。排长低声提醒：“再看清。”定睛一瞧，是颗越式压发雷。更糟的是，挖出的坑里竟层叠埋了第二颗。冷汗直流，但动作必须稳，一刹那的犹豫就是事故。
老山的夏天闷得厉害，气温38度，湿度接近饱和。一趟雷场下来，迷彩服能拧出水。蚂蟥最讨厌，顺着靴筒钻进裤腿，吸得肿起一包血，只能拍打硬扯。傍晚回到营地，大家互帮点火烧蚂蟥，烧得“噗”一声才算结束。惨归惨，没人抱怨，都清楚这条路非走不可。
又一回开辟12号界碑巡逻道，战友在草窝里喊“细线！”。那是一颗挂在树桩上的越式手榴弹，细尼龙绳与杂草交织，看不仔细根本发现不了。排雷口诀“松线不拉，紧线不剪”迅速在脑海闪过，先固定，再剪断，这才稳稳把手榴弹取下。事后想想后脊背还发凉，要是晚一秒，炸点就在胸口前。
夜里除了睡觉，还得修装备。探雷器线圈进水，金属探测灵敏度骤降；防爆服拉链卡壳，第二天就穿不上。临时小修理间常亮着灯，柴油味、焊锡味混在潮气里，顺便给兄弟们磨刀、检眼镜。白天排雷，晚上修器材，连轴转，腰都直不起来，却没人喊苦。
四月初，二队任务告一段落，累计清除地雷三千余枚、手榴弹六百余枚，开辟巡逻通道八公里。期间有战友负伤，也有惊险零距离逃生的例子。班里最年轻的小王被爆震气浪掀翻，抬上担架前还冲大家挤眉：“回去给我留碗面。”
收尾那天，界碑下飘着细雨。连里集合点名，排长郑重地宣读命令：扫雷二队任务完成，全体转入搜排残余弹药阶段。掌声并不多，大家更多是长长吐口气。布满弹坑的山谷渐渐安静，只剩下雨点落在铁锹上的声音。
雷场外大路已铺通，巡逻车第一回顺畅驶过。车灯扫过我们立在路边的身影，怕土沾湿绷带的伤员举手打趣：“喂，班长，回去给我修车啊。”一句俏皮话，把苦熬数月的疲惫冲淡不少。
2000年6月底，扫雷队整建制撤出老山。返程列车穿出云贵高原隧道，车厢里没人高谈阔论，偶尔几句窃窃私语，都是“那块山坡还剩几颗哑雷要补排”“探雷器升级后反应更快”之类。有人问，这趟活值得吗？答案早写在那些被翻新的巡逻道、在界碑下飘的国旗，也写在每个人晒脱皮的脖颈上。
退伍的手续两年后才办完，档案里静静夹着那张“优秀扫雷班长”证书。纸张早被汗水浸出微黄，但抬头的年月日分外清晰——1999年12月至2000年6月。对曾经走进老山雷场的那群人来说，这八个月是军旅最沉甸甸的一章，无需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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