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3月的北方仍带着寒意，天津茶淀农场的宿舍却因为一场“求婚风波”热闹起来。种植能手施有为把一束刚剪下的迎春花塞到金默玉手里，嗓子发紧：“咱们凑合着过吧！”一句朴实话，引出一段尘封已久的宫廷往事。
金默玉没有立刻答应，反而从衣兜里摸出一张褪色的小照片——照片上是身着男装、眼神凌厉的川岛芳子。她慢慢放低声音：“施同志，我不是普通的人，我是清朝格格，川岛芳子是我亲姐姐。你要是嫌麻烦，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施有为愣了几秒，憨厚地笑了：“我也没啥家底，咱俩都不容易，再大的身份也得吃饭，成吧！”
求婚场景看似简单，却是金默玉五十五年颠沛人生的拐点。1918年，她出生在旅顺肃亲王府，乳名显琦。父亲肃亲王善耆曾位列“八大铁帽子王”，却在辛亥风雨里落败。四岁那年，母亲病逝，父亲紧接着撒手人寰，堂堂王府一夜之间只剩空壳。
少年显琦被三姐显珊带大，先入旅顺高等女校，后赴日本女子大学学英语。寄宿时代，她辗转加藤男爵家、岩佐商贩家、松宫教授家，全年蜗居阁楼，连枕头都是旧书堆成的。那几年，她悟出一个理：贵胄身份再响亮，肚子饿了也得找活干。
1937年，哥哥带她回北平。王府还在，威风不再。金默玉索性跑到王府井一家日商纺织行当翻译，月薪不高，却能自给。她最看不惯同胞点头哈腰，时常拍着桌子说：“记住，你们是中国人！”日本老板无奈，只好将这位“格格”当活招牌。
这一年，姐姐川岛芳子也在北平活动，已经成了日军间谍。姐妹俩在胡同口爆发激烈争吵，芳子抡起军刀，砰砰砸碎柜门后扬长而去。从此天各一方。1945年，芳子被南京政府处以极刑的消息传来，金默玉对着报纸沉默片刻，随后合拢版面继续张罗柴米——悲不悲伤，她自己心里最清楚。
1948年北平局势紧张，兄长逃去香港，留下四个孩子和百余件旧家什。金默玉卖沙发、典皮裘，硬是撑到1949年解放。50年代初，她在东安市场开“益康家庭食堂”，从西餐做到担担面，终于挣钱养活一大家子。客人里有画家马万里，两人因一方印章结缘，1952年登记。世人说门不当户不对，她偏不理。
1956年金默玉考入北京外文出版社（后并入编译社）日文组，端上了“铁饭碗”，干劲十足。可好景不长，1958年2月，她因“历史问题”被捕，次年被送秦城监狱，判十五年。她至死也没忘记那张判决书上模糊的罪名——“反革命嫌疑”。
狱中她先背外语单词，再学缝纫，一干就是十五载。1964年与马万里协议离婚后，心口仿佛被划开，却只能在灯下继续抄写唐诗，“省得脑子生锈”。1973年刑满释放，组织安排她去天津茶淀农场改造，腰痛、痔疮加关节炎，却仍坚持完成定额。
就在此时，勤恳厚道的施有为出现了。第一次见面，他用棉布袖口悄悄擦去额头汗，憨声问：“腰疼？我拿点草药给你熏熏。”几个回合下来，金默玉心里那堵墙松动，可身世如山压肩，她必须挑破。那天夜里，她列了“四条”：
“我出身满清王府；我身体不好；我没钱；我想住单间。”
施有为一句“都行”把婚事敲定。农场分给他们一间土坯房，窗外成片玉米地，一到傍晚蛙声四起，两口子在油灯下煮玉米，倒也自得。
1979年，她收到了东京同学町田干子的邀请，才发现自己仍被“边控”。犹豫再三，提笔写信：“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我能干脑力活，请给我一份工作。”信寄出两月，北京来人调查，随后批示“予以落实政策”。金默玉恢复公民身份，被安排进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待读安排。
1982年国庆节前夕，她终于踏上成田机场，和旧友相拥而泣。日本同窗劝她落户东京，她摆摆手：“我是中国人，得回去干事。”回国后，她萌生创办少儿日语学校的念头，取名“爱心”。资金短缺，她75岁跑遍日本十一座城市演讲募捐，把几百万日元与成箱教材背回河北廊坊。1996年，“爱心日语培训学校”挂牌开课，第一批学生只有十六人，却个个发音标准。
在讲台上，她常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那句：“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教室外，施有为慢慢晾晒粉笔尘落满的抹布，一脸满足。他不懂日语，却知道妻子终于把失去的那十五年“硬生生赚回来”。
2007年冬，凤凰卫视采访她时，她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轻描淡写：“川岛芳子选择了刀枪，我选了粉笔，各人有各人的命。”七年后，这位清朝最后一位格格因心脏病逝世，享年九十五岁。遗物里，仍夹着那张迎春花照片，花色早已褪去，纸背却清晰写着四个字：平凡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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