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初,北京西郊机场的清晨带着薄雾,久别归来的叶正大提着简单行李,一步步踏上新中国的土地。从莫斯科到北京,八年寒暑,他脑子里始终萦绕着一个未解的疑问——父母的坠机之谜。

落地第三天,他接受了组织安排,去中南海拜会周恩来和邓颖超。小客厅里铺着深色地毯,窗外是槐树的影子。寒暄不过片刻,周总理指了指沙发旁:“坐下吧,正大,有些话得让你知道。”短短一句,像扳手,猛地拧开他心里那道多年的阀门。

要弄清事故,需要把时间拨回十年前。1935年秋,新四军尚未扬帆,组织派张云逸往澳门,秘密联络旅居海外的叶挺。那年他39岁,带着满腹北伐沙场的经验和不服输的脾气,决心再次披挂。延安保安处门口,毛泽东微笑着迎他,“你我今日并肩,是为了抗日。”一句情真意切,让这位北伐名将放下所有芥蒂。

新四军随即成立,人数从万余迅速扩至十余万。三年里大大小小四千余次战斗,叶挺的战法狠辣却有章法,日伪损失四万余。可就在局势最激烈的1941年1月,皖南事变骤至,叶挺被盛气凌人的宪兵围困于岩寺。他本想据理力争,没想到会被直接秘密押往南昌,再被辗转囚至江西、贵州。外界只闻其“失踪”,妻子李秀文的嚎啕,成为孩子们对那一年最深的记忆。

小家庭很快被推入命运漩涡。宪兵送来叶挺亲笔信,要领走正明、华明、扬眉。李秀文暗自琢磨:这是丈夫的苦心,减轻自己的压力。三名孩子被带走后,不到半年,又被转至湖北恩施与父亲重逢。恩施山多地贫,叶挺带着孩子种菜、养猪、卖豆角,硬是把监视过成了半块自给自足的农场。特务们盯得紧,他却照旧清晨喂鸭,傍晚讲《岳飞传》给孩子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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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结束,蒋介石故作恩赐将他押往重庆。叶挺看透凶险,不愿再拖累儿女,趁宪兵打盹,安排孩子们连夜翻过石板桥,捧着写给周恩来的信,去西安找“周叔叔”。一路上饥一顿饱一顿,最小的华明才十岁,却执意步行,硬撑到关中平原。11月,三兄妹获周恩来安排,搭乘美军运输机飞延安

1946年3月4日,重庆磁器口码头人头攒动,十年狱中磨炼的叶挺终于被交换出狱。人群中有人悄声嘀咕:“他比半年前又瘦了一圈。”当晚,他拿起钢笔,给中共中央写下申请,言辞恳切,表明归队决心。

接下来便是那架C-47。1946年4月8日8时45分,飞机自重庆起飞,机上除叶挺夫妇外,还有王若飞、秦邦宪等党内要员。飞到山西兴县上空,浓云压顶,雷声不断。下午三点,延安机场久候的迎接队伍开始心生疑虑;四点,一纸“未到达”通报让所有人沉默。第二天,搜山小分队在黑茶山发现残骸,汽油味与焦土弥散。叶挺,终年50岁;李秀文,仅39岁。

消息隔着千里辗转送进延安少年宫,正大听完先是愣神,然后夺门而出,在操场上跑了三圈才瘫坐草地。那晚,他对同学嘶哑着说:“我要造出最可靠的飞机。”

时间再回到中南海。周总理缓缓把一份泛黄电报递给青年工程师,上面是当年西安观测站记录的异常航线曲线。周总理低声道:“撞山只是一层表象,真凶很狡猾。仪表动了手脚,云层再厚,也不该走错方向。”

叶正大攥紧电报,指节发白。他懂航电系统:如果高度表凌晨被微调下降二百米,飞行员在低云中误判,灰蒙一片里便是万丈山巅。“原来如此。”他喃喃。周总理拍了拍他的肩,“化悲痛为力量吧,国家需要飞机,也需要懂飞机的人。”简短两句,胜过千言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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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几年,叶正大投身新中国第一支飞机设计师队伍。论资历,他不算元老;论劲头,他连夜画图,一遍又一遍修改气动外形。有人见他深夜倚在图纸前打盹,摇头说:“这孩子像他父亲,认死理。”

1958年,初代喷气教练机首飞成功,叶正大守在跑道尽头,强风卷起尘土,他眯眼望着那抹银灰色腾空而起,心中五味交杂。试想一下,若父亲此刻也在,该是怎样欣慰。可他没让自己沉浸太久,很快又钻进机库,继续琢磨下一型发动机的进气道。

多年后,人们谈起叶家,总要提这段遭遇:父亲的坚守、母亲的无畏、孩子的成长,一条线牵着中国航空事业的启程。机翼划破长空时,那场黑茶山的爆炸声仿佛被推得很远,却没有被遗忘。未来还有更多天际线要突破,叶正大带着家族刻在骨子里的倔强,继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