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19点25分，中南海西门值班室的铃声骤然响起，接线兵只听见一句简短指令：“一号方案照常执行。”放下话筒，他抬头望向灰暗的天空，意识到这将是个不同寻常的夜晚。

五分钟后，怀仁堂前厅灯光亮起。细长的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味道，地板被反复擦得发亮，连墙上老旧的铜质壁灯都透出一股紧绷。几名便装警卫交叉而立，袖口下的对讲机轻轻闪烁绿光，他们等的是同一个名字——张春桥。

下午16点，东交民巷。华国锋同汪东兴碰面时，只用了不到十句话确认了最后细节。对话简短，却句句要害。华国锋提醒：“夜里可能有突发，机关枪口径都别露。”汪东兴点头，心里却盘算着另一重风险——贴身警卫员随身枪支。

这场行动距离毛泽东逝世仅28天。其间，“四人帮”频繁串联，王洪文甚至提出过一次“临时紧急常委会”的设想。叶剑英听后当即判断：再拖，夜长梦多。10月2日，叶帅找汪东兴对表暗号，内容只有四字：“十月智取。”

“十月智取”被拆分成三步：第一步，把地形布控和电台频率统一，防止对方抢频；第二步，召开名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讨论会的假常委会；第三步，一旦目标入怀仁堂，立即隔离，两分钟内转运。方案写在一张牛皮纸上，阅后即焚。

有意思的是，最先列出的风险并不是王洪文的“暴脾气”，而是张春桥的警卫员“大熊”。这名29岁的山东汉子身高一米八四，原在38军，臂围粗得像石柱。武健华亲自研究了他的射击习惯，发现对方喜欢用四十五度斜角持枪，快而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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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夜，汪东兴带队检查怀仁堂。桌椅摆放都按毛泽东生前开会的老惯例，水杯统一放在座位右上角，杯盖朝向主席台，目的是让张春桥放松警惕。墙角多安装了一盏射灯，色温略高，一旦冲突发生，强光可瞬间晃眼。

20点整的钟声回响，王洪文第一个推门，脚步带风，却被一双大手按住肩胛。王还没来得及咒骂，已经被压到窗边坐下。室内没人说话，只剩秒针滴答。气氛像被冻住。

张春桥来得更晚。他进门时，大熊紧跟半步。门外两名警卫伸手阻拦，大熊瞬间察觉不对，右手贴向腰间。那一刻空气几乎凝固。

动作只比眨眼快一点，大熊已抽出配枪，对面副团长同时伸手压枪。双方重心前倾，肌肉绷紧，谁先扣动扳机都意味血溅怀仁堂。副团长低声喝道：“中央决定隔离审查，放下武器！”大熊冷冷回了句：“汪主任叫我交，我就交。”

副团长立即拨通汪东兴的专线，把话筒递过去。话筒里传来一句低沉却清晰的话：“听命令，交枪。”大熊愣了两秒，像是确认身份，随即轻声答：“是。”伴随着一声脆响，他把那支54式手枪平稳放在桌面。整个过程不足十秒，却决定了生死走向。

枪支被接管的同一刻，会议室里张春桥高声质问：“你们凭什么？”华国锋抬手示意警卫员：“带走。”张春桥腿肚轻颤，被两名警卫扶住胳膊，脚步拖拽在木地板上发出嘶哑声。

怀仁堂前厅的风波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是整个行动里最险的一环。如果大熊那一下真扣动扳机，枪声一旦回响，南门口的警卫排或许会误判发生政变，后果不堪设想。汪东兴那通电话，化解了所有不确定。

23点40分，三辆挂着军牌的红旗车悄悄驶出北长街，车灯被特意调暗。张春桥与王洪文分乘两车，姚文元随后被带走。每辆车之间保持百米距离，随行车辆不拉鸣笛。北京城夜色沉沉，唯有街口巡逻兵的钢枪反射冷光。

翌日凌晨，中央发出通报，行动“圆满成功”。文件语言简短，却隐去了一条细节：前厅那把已上膛的手枪，原本枪口朝向副团长的胸腔，如果不是那通电话，历史书里或许还要多写一场流血。

后来，大熊被调离原岗，做了多次长谈笔录。他只反复说一句话：“我从来只听汪主任。”这句简单的忠诚，无意间成为粉碎“四人帮”行动里最锋利也最温和的保险丝。

枪火终究没有在怀仁堂点燃，但它提醒人们，政局角力并非纸上谈兵，生死往往悬于一线。那一夜的冷风吹过紫禁城角楼，把十年动荡的尾声彻底吹散，新的篇章就此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