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五月的一天，北京卫戍区政治部干部室里弥漫着油墨味，新调来的干事王林正翻阅离休审批文件。忽然，一份薄薄的请示把他怔住——“请求同意熊世皮同志按副师职待遇离休”。备注栏里多了四个字：聋哑红军。王林脱口而出：“副师？聋哑？头回见！”一句话，把屋里老资格的参谋都逗乐了，又都忍不住感慨：全军上下，敢情就这么一个人。
文件往上送的速度很快，部长吕企儒只看了两行，钢笔“刷”地在批示栏写下同意。他摆摆手：“他把一辈子丢在路上，这待遇不算高。”没人提出异议，会议五分钟结束。可对于熊世皮，这五分钟却像一条漫长的雪山路——从一九三五年的四川，到此刻的首都，他花了整整半个世纪。
时间拨回五十年前。红一方面军经过大渡河畔，枪声、炮声、山风搅作一团。当地百姓受尽川军团练盘剥，见到陌生武装就逃。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也躲进山洞，衣衫破烂，嗓子失声，只能急切比划。红军侦察员最怕特务，先把他押在战士队伍尾巴上。一路行军，他抢活干，背粮背药，夜里守火堆，谁掉队他就回头拉一把。几周后，警惕的干部看见他的脚被草鞋磨得血肉模糊，却依旧咧嘴傻笑，比划着“我能走”。那一刻，大家认可了这位“哑巴伙计”，在入伍登记本上写下他报出的名字——熊世皮，四川磨西海螺沟人。
长征途中，熊世皮自告奋勇推小车。车上装着机枪零件和电台电瓶，一件都不能丢。过夹金山那夜，风雪扑面，车轮陷进冰沟，他咬住麻绳往前拖，牙龈鲜血混着冰渣，谁劝都不松手。行军处把熊世皮列为“战斗模范”，但奖励只有两样：一顶旧军帽、一撮炒面。他揣在怀里，转头塞给高烧的伤员，自己抓把雪就咽。
到延安后，他调进警卫营。不会说话，却对动静极敏锐，夜班巡逻靠拍肩换岗，一次没误。毛线袜子破了，他自学缝补；马灯漏油，他拆开修理。干部住地流传一句顺口溜：“屋里灯亮了，是熊哑子刚来过。”战士们敬他，又心疼他。有人问过，打仗流弹飞来，你听不到口令咋办？他在纸上写四个字：看旗跟人。简简单单，却从未掉队。
一九四九年进北平，熊世皮随中央机关警卫团驻在西直门附近。和平日子里，他仍旧清苦。夜里铺草席，枕头是一只被磨得发亮的帆布包，里面装着长征时留下的领章。团伙食改善，他把肉票全送炊事班：“老伤号多，加菜。”时间久了，干部笑称他的口号只有四个动作：摆手、点头、弯腰、捐票。
一九七二年，老军需陈森来看他，递上一台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那可是北京商场最新型号。熊世皮捧着机器，像抱孩子一样。自此，戏曲、文艺晚会成了他最大的乐趣。可惜年纪大了，心脏出问题，部队和总医院商量，在病房里给他安个“家”：墙刷白，新床搬进来，窗台摆盆石榴。护士小张负责照料，这姑娘心细，总怕他夜里看电视不睡，常提前帮他拔掉插头。每逢八一，小张就叮嘱：“老熊，别乱跑，朋友要来看你。”他笑眯眯竖大拇指。
一九八三年夏，他的病情急转直下。医学部大楼外，轮椅、水果篮、老军装一阵阵涌来。熊健、陈森、张政委……一个个站到床前。那一晚，熊世皮昏睡中忽然睁眼，手指微微一动，比了两下“报告”。熊健俯身附耳，听不见，但懂：他想要敬礼。熊健握起那只干枯的手，替他完成动作。第二天黎明，心电图一条直线，医生默默摘表，病区悄无声息。
整理遗物时，管理科只找到六样东西：长征帽、两枚老领章、四套新军装、五双胶鞋、六枚勋章——再无其他。柜子里一摞旧纸条，写着零散人名，有的旁边画箭头，指向“家？”推测他一直在找亲人，却说不出口。干部把纸条封存，同他的骨灰一起送八宝山。登记册“籍贯”栏，终于补上：四川泸定磨西镇。
审档会结束那天，王林把批准文件放进档案盒，顺手写了句旁批：全军唯一聋哑长征老兵，副师职离休。笔墨干后，屋子里没人再多言。窗外梧桐叶沙沙，似在替熊世皮说完那场没有声音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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