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就在徐州会战眼瞅着要开打的前夕，一通莫名其妙的电话打到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桌上。
电话那头是“小诸葛”白崇禧，这两人那是穿着连裆裤的老交情。
但这回，白崇禧语气挺虚，像是个推销滞销产品的业务员：“德邻兄，有一批‘烂货’，到处都没人要，你要不要？”
这批被嫌弃成“烂货”的，就是刚在山西被阎锡山扫地出门，连蒋介石都打算遣返原籍的川军邓锡侯部，整整四万多人。
谁能想到呢？
就是这通像是在处理“不良资产”的电话，最后竟然成了台儿庄大捷最硬的一块垫脚石。
要是这四万川军真被赶回四川，两个月后的滕县就是一座空城，日军最凶悍的矶谷师团直接就能把徐州捅个对穿。
历史这玩意儿，有时候就是这么不讲理，草蛇灰线全埋在这些看似荒唐的人事调动里。
这事儿吧，得从1937年冬天说起。
那时候的川军，在各路诸侯眼里，真就跟一群“叫花子”没啥两样。
刘湘在南京拍胸脯说“四川出兵三十万”，这话确实听着提气，连老蒋都感动的一塌糊涂。
但感动不能当饭吃啊。
川军出川那是分了两路，杨森那路在上海那是真玩命，穿着草鞋跟鬼子坦克硬刚。
可北上山西的这路邓锡侯部，混得那叫一个惨。
咋个惨法？
穷呗。
四万多号人，大冬天的到了山西，身上还穿着单衣，脚上是草鞋，背着还是四川造的“土枪”，有的枪膛线都磨没了，打出去子弹都不知道往哪飞。
他们本来是兴冲冲跑到第二战区找阎锡山报到的，指望能领点新装备跟鬼子干一仗。
结果呢？
阎锡山这人，那是出了名的算盘精。
想在他碗里抢肉吃，比让铁公鸡拔毛还难。
在阎锡山看来，这帮川军就是来混吃混喝的。
他把川军、西北军这些杂牌，一股脑全塞到了娘子关。
当时山西那局势早就烂成一锅粥了，忻口那边打得是真惨烈，但在娘子关这边，指挥官黄绍竑犯了个大忌讳。
他把部队像撒胡椒面一样摊开，根本不管这些杂牌军之间有没有配合，防区接缝处全是大窟窿。
日军那是多贼啊，专挑软柿子捏。
娘子关一丢，阎锡山不去反思自己指挥混乱，反手就把屎盆子扣在了川军头上。
这其实也是当时国军的老毛病了：打了胜仗那是中央军威武，打了败仗全是杂牌军“作战不力”。
最缺德的是撤退的时候，连个信儿都不给川军报。
等邓锡侯反应过来，鬼子的刺刀都快顶到鼻子尖了。
要是跑得再慢点，这四万人在娘子关就得全交代了。
这一路溃退下来，川军是又冷又饿又窝火。
人是铁饭是钢，这帮四川汉子为了抗日离家万里，结果连口热乎饭都混不上。
路过晋军一个军火库的时候，实在是饿急眼了，守库的晋军还不给补给，川军一怒之下把军火库给砸了，抢了些枪支弹药和干粮。
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
阎锡山本来就看他们不顺眼，这回算是抓住了把柄，直接给老蒋拍电报：这帮人简直就是土匪，纪律败坏，我第二战区庙小，供不起这尊大佛，赶紧让他们滚蛋！
这电报发的，那是声色俱厉，摆明了要把这支部队的名声彻底搞臭。
蒋介石接到电报也头疼。
他那时候正焦头烂额呢，一看这情况，心想既然二战区不要，那就问问一战区程潜？
程潜回得更绝：别介，我们这儿粮食也紧，养不起闲人。
这一来二去，几万热血男儿竟然成了没人要的皮球，踢来踢去。
蒋介石气得甚至动了念头，要把这支部队遣送回四川。
这对军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是要把脸皮扒下来往地上踩啊！
出川抗战，寸功未立就被赶回去，以后在四川父老乡亲面前还怎么抬头做人？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白崇禧站出来了。
他太清楚李宗仁在徐州的处境了——那是真正的“光杆司令”。
第五战区名头听着吓人，其实手里没几个能打的兵，面对即将南下的日军，李宗仁正愁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白崇禧给李宗仁打电话：“德邻，山西那边有支川军被赶出来了，老蒋要遣散他们，我看不如你收了吧？”
李宗仁当时的回答，哪怕现在听来都让人心里一颤。
他说：“诸葛挥泪斩马谡，那是没办法。
我现在是用人之际，只要是愿意打鬼子的，别说是川军，就是稻草人我也要！
让他们来！”
这一声“让他们来”，直接把历史的道岔给扳过来了。
当邓锡侯带着这支衣衫褴褛、像叫花子一样的部队抵达徐州时，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会受到李宗仁的礼遇。
李宗仁压根没嫌弃他们穷酸，反而把自己战区仓库里仅剩的几百支新枪、迫击炮，还有成箱的手榴弹、子弹，一股脑全拨给了川军。
不仅如此，他还特意给川军将领们开了接风宴。
席间一句话不提之前的败仗，只谈国难当头，共赴国难。
这是什么手段？
这是攻心啊！
对于这帮受尽了白眼和冷落的四川汉子来说，这点装备可能不算什么顶级货色，但这份“国士待我”的尊重，足以让他们拿命去填。
人活一口气，当兵的更是如此，你把他当人看，他就敢为你变成鬼去咬敌人。
当时的川军将领王铭章，那个后来震惊中外的名字，此时就在军中。
拿着李宗仁给的补给，川军上下只有一句话：“李长官看得起咱们，咱们不能当孬种！
死也要死在阵地上！”
这种情绪爆发出来的战斗力是恐怖的。
不久后，这支在山西被视为“垃圾”的残兵，被李宗仁派往了滕县。
他们的对手，是日军号称“铁军”的矶谷师团，那是装备了重炮坦克、在南京大屠杀中满手血腥的精锐中的精锐。
按照常规军事推演，以川军那点破烂装备，在滕县能顶住一天就算祖坟冒青烟了。
但川军硬是顶了三天三夜！
王铭章在城破之时，没有后撤一步。
他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不是求援，而是决绝的告别。
城墙塌了用尸体堵，子弹打光了拼刺刀，刺刀弯了就拉响手榴弹同归于尽。
滕县一战，川军第122师五千余人，除了少数突围报信的，几乎全部壮烈殉国。
王铭章将军本人，也在城中心十字街口指挥作战时中弹牺牲。
正是因为这三天三夜，日军矶谷师团的骄狂被彻底拖住，李宗仁才有时间从容调动汤恩伯部南下，完成了对台儿庄的合围。
可以说，没有李宗仁当年的那个“不嫌弃”，就没有滕县的死守；没有滕县川军流尽最后一滴血，就没有台儿庄大捷的辉煌。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
阎锡山眼里的“匪”，在李宗仁手里成了“铁”。
同样的兵，同样的枪，在不同的指挥官手里，在不同的待遇下，打出了天壤之别的战绩。
当李宗仁在台儿庄听到王铭章殉国的消息时，这位桂系硬汉在指挥部里痛哭失声。
他哭的不仅是损失了一员虎将，更是庆幸自己当初那个决定——他赌赢了，他用一份信任，换回了中华民族在至暗时刻的一道不朽防线。
1938年3月17日，滕县失守，王铭章遗体后来被寻回，身上全是血窟窿，那年他四十五岁。
参考资料：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魏晨旭，《川军抗战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范长江，《塞上行》，新华出版社，1980年。
《第五战区徐州会战战斗详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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