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深秋的一个凌晨，大阪一间新婚公寓里静得吓人。
21岁的新娘井上千代子，看着熟睡的丈夫——关东军中尉井上清一，手里并没有拿为他送行的行李，而是攥着一把短刀。
她没犹豫，直接切开了自己的喉咙。
第二天丈夫醒来，只看到满地鲜血和一封冷到骨子里的遗书：“我先走了，你便没有了后顾之忧。”
这事儿要是放在今天，绝对是不可理喻的精神崩塌，但在当时，日本媒体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扑了上来。
一夜之间，这个自杀的女人成了全日本的顶流，被封为“昭和烈女”，甚至还拍了电影在全国轮播。
大家都在盯着二战里那些端刺刀的日本男人，却忘了这帮男人身后，还站着一群更疯的女人。
说白了，在那个集体癫狂的年代，原本温柔的家庭主妇，是怎么被一步步忽悠成比士兵还狂热的战争燃料的？
这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杀猪盘，只不过骗的不是钱，是命。
如果说井上千代子是个极端的个例，那后来的“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就是个批量生产疯子的流水线工厂。
起初这也就是大阪一帮大妈搞的像“居委会”似的小团体，标志性装束是做饭穿的白围裙。
可你别小看这件白围裙，后来的十几年里，这玩意儿比军装还吓人。
从1932年开始，这股白色浪潮席卷了日本列岛。
她们喊出的口号特别鸡贼——“国防从厨房开始”。
这就是典型的传销话术，它告诉你：妹子们，虽然你们不能上战场砍人，但只要省下一把米、捐个金戒指，就是在“战斗”。
这种低门槛的参与感，让战争狂热像病毒一样在社区里疯传。
到了1942年，几个妇女组织强行合并，会员总数竟然干到了1900万。
这是啥概念？
当时日本20岁以上的女性也就2000万出头。
除了动不了的老弱病残，几乎全日本的成年女性都被编进了这张大网。
她们以“邻组”为单位互相盯着，谁家要是敢发牢骚说不想打仗，第二天就会被穿白围裙的邻居大妈举报成“非国民”。
在那个年代，比起宪兵队的刺刀，邻居大妈那温柔的眼神更让人脊背发凉。
随着太平洋那边打得越来越惨，日本男人像填进炉子里的煤炭一样成批成批地成了灰，国内干活的人都没了。
这时候，日本政府也不装了，撕下了“守护家庭”的面具，开始对女性进行肉体压榨。
要是穿越回1944年，你会看到一幅特别违和的画面：在几百米深的地下煤矿，甚至是在延伸到海底的宇部矿坑里，一群穿着短裤、满脸黑灰的矿工正在拼命挥镐。
这些人不是战俘，而是被称为“女子挺身队”的日本年轻姑娘。
为了填补巨大的军需窟窿，政府连未成年的女学生都抓进兵工厂造子弹。
讽刺的是，在这些暗无天日的矿井里，挥舞镐头的日本女人旁边，往往就站着被抓来的盟军战俘或中国劳工。
在军国主义的鞭子下，受害者和加害者的界限都模糊了，她们既是支撑战争的脊梁，也是被这台机器碾碎的第一批零件。
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是“挺身队”，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是矿坑里的一具枯骨。
但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最让人寒毛直竖的是人性的扭曲。
在咱们印象里，护士那都是白衣天使，可在二战日军的陆军医院里，有一部分护士干的是“灵魂特务”的活儿。
这些经过特殊训练的护士，一边给伤兵换药，一边竖着耳朵听这帮人说梦话。
一旦发现哪个倒霉蛋流露出“想回家”、“不想打了”或者抱怨长官的情绪，这些护士立马变脸，把名单报给宪兵队。
在那个高压环境下，一句牢骚就能把一个九死一生的士兵送上军事法庭。
甚至在臭名昭著的特高课里，也不缺女人的身影。
像川岛芳子那种在前台跳的不说，还有很多伪装成招工人员的女人，像骗傻子一样把无数朝鲜和中国劳工骗上通往死亡矿山的列车。
韩国现代集团那个创始人郑周永，年轻时差点就被个温柔的日本女“招工员”给忽悠瘸了。
这种温柔背后的陷阱，往往比明晃晃的刺刀更难防备。
故事的结尾发生在1945年，那简直就是一场名为“本土决战”的荒诞闹剧。
美军的B-29轰炸机把日本城市炸成了平地，联合舰队也没了，日本军部对女性的索取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他们搞了个“国民义勇战斗队”，这回连老太太和小姑娘都被推到了第一线。
因为钢铁都没了，军部发给这些女人的武器，竟然是削尖了的竹枪。
你能想象吗？
面对有火焰喷射器、全自动步枪和坦克的盟军，日本军部竟然训练自己的老妈和闺女，拿着原始人的竹矛去搞“玉碎”冲锋。
这哪是战争啊，这就是拉着全民族陪葬的邪教仪式。
这种疯狂直到天皇宣布投降才算完，但对于那些切开喉咙的井上千代子们，对于那些累死在海底煤矿的姑娘们，醒悟来得太晚了。
历史这玩意儿从来都很残酷：当雪崩发生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而那千万件染血的“白色围裙”，正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45年8月15日中午，广播里传来那沙哑的停战诏书，大坂街头的竹枪掉了一地，再也没人去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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